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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下注乌克兰遭失败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尓•麦格福(Michael A. McFaul)说,无论谁最终赢得乌克兰总统大选,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无论最后结果如何,普京都会因他在处理这个最重要的邻国问题上的不力而遭受重挫。普京在整个乌克兰事件过程中的所做所为不仅消弱了俄罗斯在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的影响,而且还破坏了俄罗斯总统在西方国家的声誉。由此带来的是人们对布什政府所采取的对俄友好政策的质疑。

由出版
《旗帜周刊》
 on 2004年12月13日

源文件: 《旗帜周刊》

截止本文发稿之日,谁将最后赢得乌克兰总统宝座仍存变数。官方的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理维克托•亚努科维奇领先了近三个百分点,但民意调查却显示反对派候选人维克托•尤先科才是真正的获胜者。所有权威的选举监察人员,甚至包括一名选举委员会的官员都纷纷谴责此次大选存在舞弊行为。

成千上万名尤先科的支持者聚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街上进行游行示威,乌克兰议会通过了有利于尤先科的决议,最高法院随后宣布此次大选无效,并要求进行新一轮投票。一些现任总理的支持者已经倒戈,武装部队的首领也就是否该执行命令镇压示威者不断发出混乱的信号。但是旧的政权体制仍不愿就此罢休。乌克兰东部的省份以脱离国家作为威胁来支持亚努科维奇,瘸腿总统列昴尼德•库奇马企图以同意进行新一轮选举为条件而避免进行弱化总统权力的宪法修正。如果目前的僵局继续拖延下去的话,示威者的情绪也许会朝激进或失望的方向发生转变。

无论谁最终赢得乌克兰总统大选,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普京都会因其在处理这个最重要的邻国问题上的不力而遭受重挫。普京在整个乌克兰事件过程中的所做所为不仅消弱了俄罗斯在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的影响,而且还破坏了俄罗斯总统在西方国家的声誉。由此带来的应该是人们对布什政府所采取的对俄友好政策的质疑。

普京自认为他是一位外交政策务实主义者,擅长于以一种理性的、不带感情色彩的方式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但是乌克兰的事实证明,他不过仍旧还是一位被过时的诸如“势力范围”和“东方对西方”等意识形态架构所驱动的领导者。这一结果无疑是普京执政四年来在外交政策方面最大的失败。

普京在乌克兰做出了他的第一次大胆尝试,即企图在一个俄罗斯之外的国家巩固“有管理的民主” ——普京的顾问们用这一术语来描述俄罗斯的新型政治制度。为了避免类似于2000年塞尔维亚大选和2003年乔治亚大选那样的民主突进,普京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花费了很多心思,先是援助亚努科维奇的竞选运动,然后在投票结束之后模糊其他国家的视线,阻挠其对大选结果的真正了解。(库奇马政府本身并不需要俄罗斯的技术帮助来实施其真正的舞弊行为。在一些舞弊增加选票的选区,事后报道发现其已有百分之百的投票率,而且超过百分之九十的选民都把票投给了亚努科维奇。)

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竞选顾问们在基辅展开了积极活动,为给亚努科维奇筹备竞选资金,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卢布投向了乌克兰,而普京本人也亲自两次前往乌克兰为亚努科维奇竞选造势。在大选当日,俄罗斯派出了规模浩荡的观察员代表团来观察这次自由公正的大选。普京在乌克兰大选结果正式宣布之前就已经向亚努科维奇的获胜表示了祝贺。

然而,上述种种努力皆为徒劳。普京的智囊成员们曾精确地预测到尤先科和他的支持者们将会为此次被窃取的选举而举行游行示威,西方国家的中级外交官员们也会对此作出一些表面性的批评。但他们认为这些游行群众最终会因为不堪严寒而回家,而且他们还推断西方国家、尤其是布什政府将会很快忘掉这一欺骗事件,因为有更重要的像反恐战争这样的问题在等着他们,那些问题将重新成为这些国家的中心议题。

事实证明,普京的顾问们不仅错误地估计了乌克兰民主主义者的决心,而且对西方领导人态度的预测也发生了偏差。乌克兰的反对派已为这一时刻的到来准备了数年时间,就在宣布大选结果存在舞弊的数小时之内,成千上万名尤先科的支持者就已经涌上街头,准备着进行长时间的示威。随后世界上每一个民主政府好像商量好了一样纷纷表示拒绝承认此次大选的结果。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因为它不合法,不符合国际民主标准,也因为当局还没有对许多舞弊的报导进行调查。”

普京试图在乌克兰运用“软力量”的计划遭到失败,而这必然会给俄罗斯带来不良的后果。如果尤先科最终当选乌克兰总统,这对普京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别忘了,普京积极支持的这位总统候选人曾有过犯罪记录(抢劫和袭击),并且与位于乌克兰东南部顿涅茨克市内的腐败的寡头网络集团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该集团的代理人曾参与毒害尤先科以使迫使其退出竞选的行动。在普京对乌大选进行了干涉之后,如果尤先科当选为总统,他必定会动员一切力量来采取反对俄罗斯的政策。

事情本不必如此的。如果普京当初真的仅仅是为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他就不会冒着个人名誉受损的危险去支持一个像亚努科维奇那样不受欢迎的腐败的家伙,他就会在大选期间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静观其变,并在投票结果揭晓之后向胜利者伸出祝贺之手,和解民族之间的矛盾。如果是那样一幅场景的话,尤先科就将会退一步,俯身屈从与普京进行会晤,并向位于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族人民证明他是一位致力与统一而非分裂的领导人。而普京也许能够担保库奇马卸任乌克兰总统后能够引退到俄罗斯的某个地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库奇马曾被指控涉嫌下令谋杀了乌克兰记者葛盖兹),而且甚至还可能趁此机会要求尤先科承诺将俄罗斯语列为乌克兰的第二官方语言。

此外,在秋季竞选出现激进事件之前,与总理亚努科维奇相比,尤先科对在乌境内进行投资的俄罗斯商人的态度更为友好,而前者却只知道通过阻止经济对手进入顿涅茨克的方式从中为他自己和他的亲信谋取钱财和利益。而今,普京在此次选举期间犯下的大错使得俄乌合作关系更加步履维艰了。

在经历了上周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即使亚努科维奇赢得大选也不会给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带来胜利。如果亚努科维奇或是他们阵营中的另外的人成为乌克兰的下任领袖,他势必会在其任期内竭尽全力维护乌克兰国家的统一完整,避免发生内战。到时,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就将会如同冷战期间的苏波关系一样,在名义上是盟友,而事实上却是受压迫与被压迫的、敌对的两方。

因此无论结果如何,普京都将是输家。在目前的情势下,除非尤先科及其反对派出现大的战略性的错误,譬如在基辅市内组织暴动或是在这场以化解危机为目的的谈判中采取新的让人无法忍受的态度,否则没有人能够帮助普京挽回这个面子。

与此相矛盾的是,正当美国的“盟友”——俄罗斯在乌克兰从事其拙劣的外交策略时,乌克兰国内的民主却由此得到了加强。在乌克兰,普京不仅目标错误,而且他的所作所为也证明了他根本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有效的战略来实现他的目标。难道这就是布什总统应该培养的一种伙伴吗?布什正在为他的下一个任期集结新的外交政策队伍,也许现在是时候该重新评估他的对俄政策了。

布什上台伊始就曾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决定,即通过与普京建立一种私人关系来达到重要的美国外交政策目标。“9•11”事件之前,对布什来说最重要的外交课题是国家导弹防御问题,而从外交角度上来看,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普京同意美国方面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由于他对普京的友好政策,布什得到了他想要的。所以在当时这是一个好的外交政策。“9•11”事件之后的一小段时间里,布什与普京的这种亲密的私人关系也曾一度帮助过美国实现其国家利益。在反恐战争中,普京立场明确地站在了美国这一边,并且对美国军事干预阿富汗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然而,自阿富汗战争以后,我们就很难在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过程中看到普京的身影了,这位俄罗斯总统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已经不再那么有价值了。普京在车臣展开的这场冷酷无情而又屡不建功的战争,使该地区过去十年里遇难的总数超过了十万人,而这已达到了种族屠杀的比例。而在车臣的这场战争不仅没有打败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反而激励了他们的斗志。此外,普京也没有积极支持美国倡导的核不扩散运动。尤其像在伊朗这样的地方,虽然已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伊朗在暗中从事核武器实验,俄罗斯仍然继续在其领土内建立核反应堆并传送有关专门知识。

但是在普京给布什的外交政策造成的最大伤害正是他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在这场危机中,普京采取主动破坏了民主政治。自“9•11”事件以来,布什就将在国外推动自由作为他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之一。在他竞选连任以后,他将有机会把这一自由主义学说当作他外交政策的最大遗产。

迄今为止,布什政府对乌克兰事件的反应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布什政府的官员们拒绝了莫斯科企图把这场危机定格为东西方竞争的要求,他们坚持认为这是一场民主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竞争。但是,乌克兰事件同时也表明,若想维持布什所期望的这种既在乌克兰推进民主又对俄罗斯的独裁政治漠不关心的理想状态是很困难的。

调整对普京及俄罗斯战略政策的时机业已成熟。在核不扩散问题、反恐问题以及接近尾声的前苏联国家地区冲突问题上,美国仍然可以与俄罗斯进行实质性的合作。这种由我们两国总统密切的私人关系所促成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仅要继续下去而且还应该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布什也必须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来把他的自由讯息传递给俄罗斯。布什应该摒弃个人价值观上的成见,与他的克里姆林宫伙伴进行建设性的合作。这种双轨外交政策曾帮助里根成功地处理了他与克里姆林宫主人(甚至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 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必须继续尝试这种政策。

在这一点上,乌克兰提供了如下教训。

第一,言语信息是起作用的。当基辅大街上的示威者们听到鲍威尔关于拒绝承认大选结果的强有力的讯息后,他们都异常欣喜。谈论俄罗斯内部民主倒退的真相同样会对那里的民主主义者起到激励作用。

第二,一个统一的、来自西方的声音是起作用的。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强烈谴责乌克兰大选的舞弊行为。试想,如果当时有一位重要的欧洲领导人变节去支持亚努科维奇的话,整个西方世界在这次危机当中的正面影响将会大为削弱。西方世界目前对于普京所采取的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外交政策的严重性,尚未有一个统一的讯息,而这样一种讯息却是必须的。

第三,援助是起作用的。欧洲和美国对乌克兰公民社会的支持不仅有效地帮助了他们监督选举、对选举结果进行抽样调查,而且也帮助了那些敢于说出大选舞弊真相的独立记者们。反过来,这一援助也鼓舞了基辅、伦敦、喀土木和巴黎这些地方的民主人士,使其立场更加坚定。布什政府非但不应该缩减运用于帮助俄罗斯建立民主和进行教育交流项目的资金,而且还应继续扩大发展这样的项目。

最后,西方的带动是起作用的。大多数乌克兰人希望生活在一个正常、繁荣和单一的欧洲,为了将他们的国家带入到这样一个社会中,乌克兰人非常清楚民主巩固是一个基本前提,而独裁统治的逆转将只会给他们带来像欧洲最后一个成熟的专制政权——白俄罗斯的贱民一样的噩运。类似的改革激励措施也必须给俄罗斯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希望能够居住在一个被视为是欧洲的一部分的、正常、繁荣和单一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看,欧洲东部边界究竟是该定义为北约组织还是欧洲联盟永远都难以确定。

俄罗斯的民主人士面临着比乌克兰的反对派更为严峻的挑战。但是在他们继续推进其长期而艰难的斗争--首先要阻止、然后要推翻俄罗斯所独裁统治的过程中,他们至少应该知道,我们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不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发表机构立场。此处所阐述的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并不一定反映卡内基及其工作人员和理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