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对加沙地带的武力接管带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用民主来驯服伊斯兰教主义者的试验导致了难以消除的灾难么 ?

一场灾难正在巴勒斯坦发生,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在我们匆忙地放弃民主之前,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向一直在科威特发生的一场较为体面的政治危机。最近,作为统治家族的成员之一,科威特石油大臣以赞赏的口吻谈到了他的一个亲戚——因诈骗国家数百万巨款而被起诉的前任科威特石油大臣,从而招致了科威特议会的严厉批评。然而,尽管一些人试图把这位部长拉下台,科威特伊斯兰宪法运动组织( Islamic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的成员却试图通过让这位部长道歉,来平息这场危机。他们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因为善意的感情使然,还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目前在政府内阁拥有一席之地,他们不太希望因内阁垮台丧失这种地位。

当科威特的伊斯兰宪法运动组织(或称 ICM )像一般的政党那样行事的时候,哈马斯却被迫和被选择在民主游戏的规则之外行动。然而,这两个组织有着共同的渊源——它们都是 1928 年在埃及成立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当地的分支。伊斯兰宪法运动和哈马斯所走的不同道路,显示了民主在驯服伊斯兰教主义者方面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当伊斯兰教主义者运动被提供了民主的机会,它们通常会抓住这些机会。当它们在民主体制内操作的时候,通常会采取缓和的立场。民主的确对它们产生了影响。但是有两个问题:民主是慢慢地发挥作用的,而且几乎是唯一在发挥作用的因素。

在阿拉伯世界,有三个因素常常会破坏民主机制在把伊斯兰教主义者转化为正常政党的过程中的有效性。一个是困扰该地区和平的一系列国际冲突。当战争与和平成为比民主政治更为迫切的关注点时,国际各方会迅速对民主失去兴趣。而独裁政权则会利用这些冲突保持人们对伊斯兰教主义者的胜利的恐惧,以证明限制民主的做法是合理的。所以,远离巴以冲突地区的科威特和摩洛哥能比埃及或巴勒斯坦更成功地把伊斯兰教主义者民主化,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第二,当社会中有足够的抗衡力量时,伊斯兰教主义者更容易结为一体。但是自由主义的、世俗的和左翼的政党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已被证明势单力薄。由于独裁政权与伊斯兰教主义者彼此直接面对,民主政治得到了一些讨价还价的空间。在最近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领导进行的会谈中,我对他们毫不掩饰地对一个新生的反对党表示兴趣感到震惊。这种兴趣的流露不仅是为了对政治多元化的原则有所贡献(尽管有一些这方面的证据),而且因为这样一种考虑:如果他们保持孤立的姿态,他们将不能促成自己渴望得到的机会。

第三,阿拉伯政权十分清楚地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民主政治可能就走这么远。当一名重要的约旦兄弟会领导提出他的政党有能力赢得选举和治理好国家时——当然,这是民主体制下一个政治家的惯用之词——当权者做出了反应,仿佛他已经发出了革命性的威胁。在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争斗中,法律通常是站在哈马斯这一边的,但这并不能阻止法塔赫和马哈茂德·阿巴斯总统不断威胁要采取违反宪法的行动。在许多国家,伊斯兰教主义者正在争论这样一个问题:按照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行事,到底有多值 ? —— 他们知道,那些规则是准备好了要对付他们的——如果他们仍然赢下去,他们会发现这个游戏将被颠覆。

最近几周来,哈马斯摆出了两副面孔。一些哈马斯组织的领导人呼吁要遵守宪法,与宪法保持一致,并发誓他们绝不反对法塔赫,而只是反对那些参与密谋政变的敌对活动的人。但是,在加沙的街道上,哈马斯的追随者们却在干着草草处决(反对者)的行径,谈论着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与其说哈马斯领导人虚伪,不如说他们软弱无能。

这样看来,把民主作为控制国内分歧的工具所产生的问题不是这种做法失败了,而是它正在缓慢奏效——比决策者可以容忍的进度要慢的多和难以预料的多。作为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可能没有比借助民主政治把伊斯兰教主义者运动纳入正常的政治参与活动更为明智的办法了。但是,在我们发现自己能够并且愿意根据长远的战略来工作之前,民主将继续以它造成的结果令我们失望,甚至偶尔令我们感到惧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