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一直梦想着找到一个能把俄罗斯人民重新团结起来的国家观念。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试图用他的“人性化的”的社会主义观念来巩固国家。前俄罗斯总统鲍里斯 • 尼古拉耶维奇 • 叶利钦围绕着反对共产主义的主题来点燃民众的激情。俄罗斯现任总统弗拉基米尔 • 普京则在“让我们结束叶利钦时代的混乱!”的非正式口号声中开始执掌政权。现在,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正在推出一个新的国家观念来团结全体国民,这个观念可以被表述为:“我们将保护国家不受外敌的侵犯,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以取代 20 世纪 90 年代使俄罗斯蒙受耻辱的那一个。”简而言之,用普京的口号说就是:“俄罗斯又回来了。”

距离普京的第二个任期结束的时间越近,克里姆林宫越需要找到一种思想观念,来保护普京在位 8 年间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寻找敌人并让西方世界扮演主要的敌人的角色,已经被证明是最成功的团结俄罗斯人们的办法。俄罗斯开始采用一种带火药味的言辞来表述其外交政策,普京在慕尼黑发表的咄咄逼人的讲话,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反西方的观点已经成为新的国家观念,俄罗斯采用了修正主义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的复兴。

支持这一新的国家观念的论据简单而清晰:“西方世界正在干涉我国的内政,试图削弱俄罗斯。通过在俄罗斯推进民主,西方国家实际上在谋求它们自己的利益。”

看来,即使亲西方的分析家也在努力说服他们自己和整个世界,“俄罗斯应该遵循它自己的游戏规则;西方的资本应该为俄罗斯和西方世界的关系陷入危机承担责任。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北约的扩张、美国总统乔治· W. ·布什的民主输出和华盛顿在欧洲安置反导弹系统的计划,是导致俄罗斯民主失败的主要——也可能是唯一的原因。昔日的温和派和实用主义者今天与职业的反西方主义政治分析家——诸如主持广受欢迎的政治分析电视节目的瓦 . ·尼可诺夫 (Vyacheslav Nikonov) 和阿列克谢•普什科夫 (Alexei Pushkov) ——携起手来,同唱一首歌。在今天的俄罗斯,亲西方不仅不再盛行,而且是危险的,因为它势必意味着反俄罗斯。

在这个新的国家观念后面隐藏着什么呢?反西方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使这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合法化的重要因素。克里姆林宫为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现象提供了各种解释,诸如消除政治多元论( political pluralism ),强化国家在经济和资产再分配方面的作用,而寻找国家的敌人和培养国民的“受困心态”(被封锁心态),一直都是被用来支撑俄罗斯的“铁腕”政权的有用工具。当然,克里姆林宫也给自己树了一些小敌人,譬如格鲁吉亚、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此外,自由派和某些不受欢迎的寡头政治的支持者不消说也是它的敌人。但是,正如某个俄罗斯分析家所言,一个堂堂大国不应该炮轰区区的一只“小麻雀”,或把目光过于聚焦在“小薯条”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被证明是最被大家公认的俄罗斯的敌人。

但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危机并不完全基于两者从根本上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毕竟,同俄罗斯相比,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更乏共同之处可陈,但是美中关系却十分友好,而且在经济领域,尽管它们面临着重重的困难,仍然好似一对牢不可破的互惠互利的伙伴。为了探寻自己的富裕之路,中国选择了谋求与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外交政策,成功地利用西方来推动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相反,俄罗斯的执政精英则选择了一条与之截然相反的道路,试图以远离西方世界的方式来确立自己在全球的地位。

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利用反西方的国家观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正在向俄罗斯人传输一种颇具魅力的思想观念。但与此同时,为了发展自己的实力和参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莫斯科也暗中想同西方国家建立一种伙伴关系。

对西方的态度如何,已经成为测试俄罗斯人对执政当局和俄罗斯现行制度忠诚与否的试金石。语言攻击已经成为“爱国主义”的同义词。结果,大量活跃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所谓“主张西化的自由主义者”( liberal Westernizers )现如今都萎缩成了人数寥寥的小群体。只有那些最极端的人物,如加利•卡斯帕罗夫( Garry Kasparov ),仍在试图发出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同情之声,而其余的每个俄罗斯人都明白,过多地对西方世界表达崇拜之情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做会被视为不爱国的行为。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反西方”这个新的国家观念中包含哪些颇为流行的陈词滥调:

  •  “俄罗斯已经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耻辱中走出来了。”


但是,为什么非要把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搞僵,以此来达到雪耻的目的呢?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蒙受了耻辱,但它们洗刷耻辱的办法是把自己建设成为经济强国,融入全球经济,以及在国内推行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

  •  “俄罗斯有权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


      如果俄罗斯把这种独立自主的渴望极端化,它将不得不放弃自己在所有西方俱乐部和国际组织(诸如 8 国集团、欧洲议会和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成员身份,撤回自己向这些组织和机构递交的申请书,因为它们都对俄罗斯的主权施加了限制。

  • “俄罗斯是一个能源大国,欧洲在能源上对俄罗斯的依赖将会日趋严重。”


这种依赖是相互作用的,而最丢人的依赖形式是出口者对进口者的依赖。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 “俄罗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根据自己的条件)融入西方世界。”


在爱国主义者听来这是美妙的音乐,但他们没有解释清楚,当俄罗斯按照反西方的原则构建其社会时,他们如何能够与西方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

必须承认,反西方意识形态的支持者成功地实现了他们保护俄罗斯统治阶级利益的目标。西方世界既不完全了解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制定一个与“修正主义的 ”克里姆林宫打交道的战略;当它听任莫斯科把它当作一个“消极因素”,在颇具攻击性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动员人民时,就造成了这种情形。

实用主义者加入到了反西方思想家的行列中。这些评论家们直到最近还在坚守独立的政治立场,但今天他们却改变立场,支持反西方这个新的国家观念了。他们给西方国家提出建议:“接受俄罗斯的本来面目,把你们的政策建立在双方互利的基础上,而非价值观念的基础上。”也许他们真诚地相信,现实政治(实力政策)将会在未来促成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建立友好而和睦的关系,并且将有助于俄罗斯民主的建设。”

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为什么西方的现实政治仅仅导致它与俄罗斯的关系陷入危机呢?难道这些现实主义者们不了解,他们正在鼓励西方世界按照它所谋求的与中国交往的相同模式,来建立它与俄罗斯的关系么?如果真的按那种模式交往,那么俄罗斯将必须离开 8 国集团和欧洲议会,因为要成为这两个机构的成员国,前提条件是必须俄罗斯坚持民主原则,在本国实行民主制度。

俄罗斯的统治精英已经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了,他们将很难再把它关进瓶子里,特别是因为没有人抵制反西方的思潮——即便是知识分子阶层。

幸运的是,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已经设法避免了染上反西方的“歇斯底里症”。民意调查显示, 70% 的俄罗斯人仍然把欧洲看作是俄罗斯的伙伴。但是,克里姆林宫发起的反西方主义的宣传攻势肯定造成了一些后果。那些根据反西方的原则制定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规划的政治精英们,将不能轻易地跳回到反对这个原则的立场上。这是普京总统留给后人的“遗产”,而它是今天狂热地高呼“俄罗斯回来了!”的每一个人制造的。

的确,俄罗斯回来了,但它只不过是回到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