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纽约时报》
去年秋天无数欧洲人说他们希望在美国的总统大选里投票。昨天,诺贝尔委员会采取行动实现了那个愿望,尽管已经迟了11个月。
奥巴马获奖足以反映出许多欧洲人是多么强烈地感受到布什当政期间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分歧与矛盾正在加大。在他们看来,奥巴马先生的当选这一事实,及他对于修缮裂痕、重新开展全球对话的决心,就足以赢得此项殊荣。
然而,过去几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促进和鼓舞效用往往不过昙花一现。
这不是第一个更多用以表达期望,而非仅仅奖励成果的诺贝尔和平奖。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在2000年成功进行了首次朝韩首脑会晤,同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该奖意在鼓励这一新的、充满希望的外交起步,期望它有一天能成为促成南北韩和平的起点。
2001年,科菲•安南在他第一个联合国秘书长任期尚未结束时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或许诺贝尔委员会预计9•11事件后,未来国际社会将比较动荡,于是以该奖巩固安南和联合国为促进和平将起到的协调地位。
2003年伊朗人权律师希林•艾巴迪(Shirin Ebadi)并不单因为她过去捍卫人权的成就而获得诺贝尔委员会的肯定。这个奖项于伊朗改革失去动力,政治前景令人忧心的时刻到来,显然也表达了对她未来努力的支持。
今年诺贝尔委员会也很可能又想到了伊朗。欧洲人对奥巴马在伊朗的外交攻势能否成功充满了焦虑和企盼。奥巴马已经以美国总统身份向伊朗频频伸出“橄榄枝”。诺贝尔委员会可能料到,如果奥巴马同时又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向伊朗伸出双手,不论对内和国际上都会让伊朗最高领袖和总统更难恶意回绝。
然而回顾往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后来的成就,人们不能对这个奖项抱以太多乐观期望。诺贝尔奖的促进作用并不持久,也不那么有效。朝韩和平还是遥遥无期。科菲•安南没能成功阻止布什入侵伊拉克。尽管希林•艾巴迪持续不懈地为伊朗人权作出努力,2003年后伊朗人权状况仍在不断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