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金融危机伊始两年后,人们仍然能察觉到这场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并且这些影响将会继续伴随我们多年。在可预见的将来,人们仍然期望贸易能够保持在低于危机前的10%-15% 的趋势;公共债务水平保持在20%-30% 高于危机前的水平,由于其占GDP的份额在上升;尤其是欧洲银行,仍然处于不稳定的境况;仍然存在过盛的流动性;欧元危机突显各个国家在财政政策上的压力。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特邀世界银行的林毅夫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何塞•比尼亚尔斯(José Viñals)讨论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与决策者如何防止此类危机重演。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项目主任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主持了会议。

危机

  • 起因:风险在忧患中产生,在安逸中积累。比尼亚尔斯谈到,在金融危机发生5 -10年前,低通货膨胀与稳定的增长使得每一个人——从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人到个人投资者——都忽视并低估了其中的风险。
  • 传输体系:林毅夫解释到,发展中国家通过金融与贸易的流通而受此危机的影响;危机对一些国家的物价水平、旅游业及汇款的冲击也很显著。
  • 弹性: 东亚在应对危机时表现最佳,而欧洲及中亚表现很差。 根据林的理论,如果国家有着开放型经济、稳定的宏观政策、高存款率与投资率、负责任的政府机构,那么这样的国家就能很好的应对金融危机。然而很多这样的国家,由于其经济最开放,也遭受了很大的冲击。

政策教训

从未来的观点来看,林集中讨论了经济基本要素的重要性,而比尼亚尔斯讨论了宏观经济政策与金融调节体系的重要性。

  • 基本要素: 足够的财政空间、足够的外汇储备与相对大的汇率灵活性是长期增长与提高在危机中抵御冲击能力的重要之处。这同运营一个稳定的中央银行或跟经营一个有信用的银行业一样 。
  • 财政政策:决策者必须建立起一套促进财政盈余跟低贷款的体系来创造财政空间以便在危机中有回旋的余地。决策者也应该建立自动和容易核查的反周期规则来取得在经济增长时的财政缓冲。 
  • 货币政策:显而易见的宏观经济的稳定会破坏金融的稳定:即使通货膨胀是稳定的,信贷增长与资产价格也可能会失控。货币政策制定者应该继续履行他们的义务(稳定价格,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增长物价);金融管理者应该把金融的稳定作为他们的责任,货币政策的制定应该兼顾金融因素,变得更加平衡。
  • 金融体系:金融机构应该通过金融征税和采用补偿机制来负担对社会的损失,从而减少过多的风险。此外,制造金融危机的评级机构应该被更好的管理,特别是它们对衍生金融产品的评级。 同时,投资者和政府也应该承担责任——投资者应该更加努力减少投机;政府应该减少对评级的依赖,正如现在欧洲中央银行所为。

平衡

比尼亚尔斯提出新的金融管理对于防止危机十分必要,但他认为,任何管理需要在以下六方面寻求一个平衡:

  • 微观与宏观:比尼亚尔斯认为, 在危机来临前,管理者对宏观形势和微观形势都没有清晰的判断。金融机构与金融体系整体应该被更好的监管。
  • 制度与强制力:管理与监督二者都是必要的。上世纪经济大萧条的原因就在于监管的失败。管理者没有对于金融监管进行强制执行。
  • 银行与非银行机构:更安全的银行体系是不足够的。非银行的金融体系必须要更好的管理。
  • 安全与活力:管理不应该阻碍金融部门的改革与创新。
  • 国家与世界: 最低安全标准应该应用于国际层面。管理应该具有灵活性,这样政府可以做得更多。
  • 公共与私有:更好的监督与措施是必要的。公共管理是有用的,但是私有金融机构也应该制定更好的政策。

前瞻

高收入国家已经改善了货币与财政,新兴市场应该通过减少全球失衡来保持经济增长。

  • 财政政策:比尼亚尔斯认为,财政刺激的退出很可能带来一些挑战。如果所有的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内取消现有的财政刺激,那么全球经济增长会趋缓;但是如果财政刺激不改变,那么负面影响会更大。这些国家必须推出更加可靠的财政计划,从中期看来,必须具有可持续性。
  • 新兴市场:随着发达国家逐渐取消财政刺激,全球经济再平衡会帮助保持经济发展。汇率的灵活性在此至关重要。
  • 发达国家:林毅夫谈到,对于发达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促进经济增长。对产能的过低利用是最大的挑战。发达国家应该寻求新的资源以便促进经济增长,譬如通过创造“绿色工作”或者通过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
  • 金融管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提议的金融税收方案将在多伦多G-20峰会上讨论。今年11月在首尔举行的全球峰会上,我们预期会达成一项国际协定或者其他金融管理改革方案,包括修改大而不倒的政策,修改资本流动性的要求等。但是,国家法制层面的改革会变得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