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经济过热的担忧逐步升级,中国政策制定者们开始把重点转向国内经济的再平衡。最近人大通过新的五年计划,将促进国内消费放在优先位置,并将提升城市化进程,这表明了中国政府实现经济再平衡的决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区主管巴奈特(Steven Barnett)、卡内基的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和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讨论了这种再平衡的必要、开展过程以及未来愿景。卡内基的包道格(Douglas Paal)主持了本次会议。

为什么再平衡是必要的?

  • 高储蓄低消费: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降至约35%,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之列,而低消费必然导致极高的储蓄率。巴奈特认为其中很大部分的储蓄都是预防性储蓄,因为许多中国人必须为将来的养老金、医疗和教育支出做准备。
  • 高投资:在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50%,这样的高投资水平位于世界前列。鲍泰利和巴奈特认为,尽管金融危机前,按照全球标准中国的投资水平已经很高,但是危机后急剧扩张的信贷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投资率的上升。
  • 经常项目顺差:2010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已从2007年几乎占GDP的11%下降到接近5%,但是巴奈特预计,顺差在接下来的几年将会再次增长。

由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仍挣扎着从危机中走出,中国的低消费,高投资,出口导向型经济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参会者一致认为使国内恢复再平衡是必要的。

再平衡对策

实现再平衡,要求提升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即降低储蓄和投资占GDP的比重,缩减经常项目盈余。这样的转型相当艰难,需要各种政策调整的配合。

鲍泰利认为,一部分领域的再平衡已经开始并将在未来几年持续:

  • 服务业增长:服务业部门主要面向国内经济,其就业增长率快于制造业。人口老龄化将引起相关医护人员需求的巨大增长。
  • 储蓄需求的下降:消费金融,以及因此产生的信贷获得正在不断完善,政府在医疗方面的支出也在增长,这些都限制了预防性储蓄需求的增长。
  • 汇率升值:自2011年6月起,人民币兑美元的真实汇率上升了至少10%。如果这一升值趋势能够持续,人民币的真实汇率将不再被低估,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将因此而缩小。
  • 政策改变:政策制定者们清醒地认识到了国内的失衡问题,并开始将其作为首要问题来处理。为帮助经济实现再平衡,政府计划实施通货紧缩政策、调低经济增长目标为7%、并实施个人收入所得税改革。

然而,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并不那么容易。因为消费已经增长的够快了,所以佩蒂斯认为促进消费增长将会困难重重。现在增加消费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使财富从公共部门转移到家庭,而目前的许多改革均未促成这一转型。鲍泰利认为本世纪之交实行的城市住房私有化是这种(大规模)转变的一个典型,但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与会者也强调了债务引发的潜在问题。尽管目前政府和家庭的债务水平仍旧很低,但投资的高增长必然导致债务的上升,佩蒂斯提到中国银监会曾表示过地方政府融资工具难以清偿债务。为成功融资这些债务,必然要求低利率,而低利率则会抑制家庭收入,从而减少消费。

政策改变

与会者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以缓解中国在转变中的困难。

  • 减少投资:鲍泰利认为消费的增长速度很难超越最近几年的增速,因此实现再平衡就得依赖投资的降低。但减少投资将减缓GDP增长,为此,中国领导者已做好了心理准备,降低了GDP增长目标。
  • 金融部门改革:巴奈特认为在金融市场化的条件下,金融部门的开放将提高消费、降低投资;但佩蒂斯指出,过去10年的许多改革都难以促成金融部门运行的根本性改变。
  • 加大社会保障支出:与会者一致认为加大在医疗和养老金方面的政府支出将提高消费、降低储蓄,但佩蒂斯认为将财富转移到家庭部门才能成功。鲍泰利则指出,实际工资的快速增加以及就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意味着家庭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低比重可能已经开始见底回升。
  • 汇率调整:巴奈特认为汇率的持续上升将有助于家庭购买力和非贸易部门投资的增加,但升值只是一揽子改革措施的一部分。

国际影响

对于中国的再平衡将如何影响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与会者也做了相关讨论。

  • 出口繁荣难现:由于中国的再平衡将依赖于投资的放缓而非较高的消费增长,鲍泰利认为美国对华出口不太可能出现巨大的增长。
     
  • 不会导致衰退:佩蒂斯认为,正如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放缓并未导致全球经济扩张的减慢,中国经济的减速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微乎其微。如果中国能够缩减它的经常项目顺差,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

巴奈特总结说,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一样,中国在全球再平衡中承担着应有的角色,尽管充满挑战,但再平衡不仅利在中国,更造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