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会议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Unirule Institute for Economics)创始人茅于轼,探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中国对能源与日俱增的需求和对煤炭资源的倚赖的后果、中美关系。卡内基的包道格(Douglas Paal)对茅于轼的发言进行了评论,涂建军主持了本次会议。

中国经济与政治

  • 毛泽东的影响:茅于轼表示,在毛泽东执政的1949到1976年间,中国的人均收入下跌了一半,在1959到1962年间,有3600万人死于饥荒。即使如此,现如今还有很多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政治理念和政策方针抱有好感。重庆前领导人薄熙来对毛泽东政策的复兴,也给一些人造成错觉,认为这些政策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好的前途。
  • 经济进步:茅于轼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中国的平均收入增长了12倍,有3000万人口实现脱贫,人口死亡率也由改革之前的11‰下降到如今的6.6‰。进一步说,中国国内权力交接的合宪性和平稳性大大增强。现在,中国也能够制造和出口精密仪器了,而作为中国在人员培训、机械制造和制度建设方面的质量表征,中国的航空飞行安全记录同样表现良好。但包道格补充指出,中国在包括金融在内特定领域的改革是滞后的。
  • 国际环境:茅于轼认为,中国向全球超市供应低价商品,这提高了全球居民的生活水平。中国也进口了大量的外国商品和服务。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最完备的。
  • 政治改革:茅于轼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在与人权保护相关领域的改革,依然滞后。既得利益团体对国家权力的控制日渐增强,这会导致政府的权力滥用。茅于轼还指出,没有政治改革,目前的经济繁荣就无法维系。包道格补充表示,从长期看,他对中国政治改革还是持有一种合理的乐观态度:中央政治局的技术官僚将被新一代领导人取代,而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有着更丰富的国际经验和更深厚的社会科学素养。
  • 透明度:中国的政治体制缺乏透明度。在美国,总统就像是“住在一个玻璃盒子里,因此,任何人都对他的行动一清二楚”。茅于轼表示,与美国不同,中国高层领导的活动不为民众所知,薄熙来一案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茅于轼看来,政治透明化只有在法治化的进程中才能取得。

中国的能源资源和煤炭资源消费

  • 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茅于轼指出,2009年中国仅仅因煤炭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总的碳排放量。中国的初级能源需求中,68%须依赖于煤炭。虽然从2000年起,中国的煤矿开采死亡率已经降低了90%,但其值目前仍比其美国同行高出10倍。
  • 煤炭真实成本:茅于轼认为,中国的煤炭价格过低,没有纳入煤炭开采给社会公众和环境带来的高额成本。倘若将水污染、空气污染和矿难事故的成本包括进来,煤炭的市场价格至少会上涨23%,中国的GDP也会随之下降0.1%。但与此同时,社会福利也会增加100万元人民币。茅于轼表示,中国是以自然环境为代价而发展的。
     
  • 解决途径:茅于轼认为,中国解决煤炭相关排放挑战的关键,唯一出路在于发展与运用清洁煤炭技术。此外,与日本相比,中国在能源利用率方面还有巨大的改善空间。
  • 战略石油储备:直到1993年,中国还是一个石油净出口国;到了2011年,进口石油已占中国石油消费的56.5%。对此,茅于轼表示担忧,因为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拥有充足的战略石油储备。
  • 能源安全问题上的中美合作: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对国外石油的依赖会进一步加重;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内页岩油气和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和经济增速放缓,进口石油占美国石油消费的比重会下跌至不足50%。涂建军认为,两国在对国外石油的依赖问题上的相反趋势,会为中美双方在未来的能源安全问题上提供广泛的合作空间。

中美关系

  • 历史回顾:茅于轼表示,1949年以前,中美两国一直亲密盟友,但自1950年的朝鲜战争开始,中美关系趋于恶劣。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他一直把美国视为中国的头号敌人。
  • 中国的误解:茅于轼指出,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成功转向资本主义,但社会主义仍是中国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而且在中国快速变革的社会中,社会主义理论仍具有吸引力。中国总是把美国视为潜在的敌人,很多中国人总能从美国的政策中推测出邪恶的动机。
  • 美国的误解:茅于轼认为,美国官员对中国已经取得的政治、经济上的巨大进步没有表示出充分地理解和尊重。今天的中国已经相当“开放”,今天的中国人也“有足够的机会去获取外界信息”。包道格指出,虽然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他们“政治意愿的表达仍然受到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民众的政治组织能力和政治表达能力甚至有所倒退。
  • 必要步骤:茅于轼表示,两国领导人的严肃对话将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大有裨益。两国高层需要就朝鲜问题和中国南海问题展开对话,双方应在对话中明确各自的长期目标及远期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