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以来,如何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是中国主要的经济问题,也是中国领导人面对的核心问题。实际上,中国是如此重视经济的增长,以至于它成为中国领导人在后毛泽东时代应对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挑战(如:防止叛乱和维护政治稳定)的默认解决方案。中国的执政党无需经过推举,中国政府为了确保民众支持采取了旗帜鲜明的战略,旨在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数百万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将潜在的反对派拉入支持的阵营。从中国的外交政策来看,中国政府试图在亚洲乃至世界各地利用经济增长和纯粹的市场作用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

假设经济政策是中国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放缓时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将成倍增长。过去一年,中国政府面临着一系列令人头痛的经济问题──经济指标下滑、股市动荡不安、民众对中国政府所谓的“点石成金”的经济管理体制信心下滑。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习近平主席理应将改善经济现状列为其首要的工作目标。但是,当代中国领导人关注的重点却是政治问题。习近平在其第一任期内(2012─2017)的核心项目并不是经济再平衡,而是巩固、重塑和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

方艾文
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国和印度、亚洲地缘政治和美国在东亚、中亚及南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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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的前任领导人将“获取经济权利”作为维护声誉及取得政治成功的秘密武器。本届政府却认为只有充满活力、值得信赖的中国共产党才是引领中国在21世纪推行必要的经济改革并走上强国之路的保障。事实上,自2012年11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开始,他的首要任务就非常清晰:首先,肃清党内的腐败现象;其次,加强对党员的严格管理;再次,建立强大而稳定的政党制度。但结果却导致政治和经济问题(二者在中国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之间的界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模糊。

事实上,当代领导人党建工作的成绩是以牺牲往届领导人持之以恒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为代价的。但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执政团队计划通过将中国从集权官僚制度推向精英政治之路及其他措施,限制政府的经济管理权力──这也是他对党组织进行调整和重建的直接后果之一。

中国政府以整党为工作重点,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风云动荡期。习主席的施政方向也并非全然不明。中国的经济动荡是中国政府加强党建工作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远非部分评论人士所谓的“管理不善”。

中国式政治和市场

在2015年的大半年时间内,中国都在经济放缓的泥潭中挣扎。一系列不尽如人意的经济数据,加之今年夏季的股市波动和货币贬值,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同时也令大宗商品出口国和道琼斯指数都受到重创。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是“10万亿美元俱乐部”的一员,其年经济增长速度曾一度高达8%,但现在,投资者却认为中国连7%的增长目标都难以保住。

然而,市场却对中国领导人工作重点的改变产生了严重的误解。一方面,企业和投资者已经习惯于前总理温家宝在萧条时期引导更多资金投入实体经济以加强投资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倾向(部分投资者将这一措施称为“温家宝对策”)。面对当前不易扭转的萧条局势,许多分析人士均认为执政团队肯定对经济现状无比恐慌。但中国政府的态度似乎相当淡定,坚称中国的就业率稳定,市场改革也正处于快速推进状态之中。

当然,中国缺乏透明而及时的资讯传播渠道,因此有关中国现状的信息并未广泛流传。但有关“中国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失灵”的言论几乎没有对任何高层当权者造成困扰。一边是恐慌的市场,另一边却是处变不惊的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将如何调和这一截然不同的态度呢?中国领导人工作重点的改变就是这一问题的答案。

除非国内经济崩溃(短期内并没有这种可能性),否则中国领导人仍将心安理得地坚持重塑中共执政形象这一主要目标。部分重要的改革也在稳步进行中,例如:中国政府于今年9月决定对数十种商品实行价格自由化,并将通过市场竞争为气电定价。由于中共正处于自我修复阶段,所以部分难度较大、具政治敏感性的改革措施已被搁置或推迟。

一旦中共完成了高效的管理机构所必需的“重构”工作(或中国领导人认为已完成相关的工作),那么它会将腾出更多的精力,帮助中国走出经济改革和管理的复杂局势。裙带关系利益链带来的政治风险将令其失去民众的支持,而一个更统一、更高效、更廉洁、更善于自我调节的政党完全有能力实施改革以降低上述风险。

换言之,中国领导人希望能在加强党风建设的同时实施重大的经济改革。但习近平政府似乎认为,如果不以大幅减少目前党内的裙带资本主义现象为政治前提,则经济指标将难以提升,从长远来看,改革的心血也必将付诸东流。

但如果习近平希望重塑中共组织,则中国经济必将面对短期的阵痛、动荡不定的局势及对更广泛的经济领域的连带影响。这些抉择都伴随风险,并将始终占据习近平执政的十年时光。如果能成功,那么上述政策都将成为他的政治遗产。

“温家宝对策”的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习近平计划“。虽然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但习近平在2012年11月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首次讲话中已清晰诠释了他的执政重点和列宁主义倾向。现在看来,他已在演讲中坦率指明了中共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后续问题。

习近平曾直言不讳地指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

外界一开始对新领导班子反腐的决心持怀疑态度,这是有原因的。此前根治腐败的举措都只是短期行动,而且通常以清除政敌为中心要务。但习主席发起的行动却截然不同。“铁拳出击”形象诠释了这一近年来最广泛、最激烈的反腐运动的斗争口号。习近平曾暗示中共党内的腐败现象正如肆虐蔓延的癌细胞。因此,中共的监督机关──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纪委)就成为了治疗癌扩散的手术刀。

曾不为人知的中共中央纪委逐渐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强势政治部门,不断在中共党员心中敲响警钟。如今,当中共中央纪委监督小组深入某地开展检查工作时,地方政府官员要么人人自危,要么望风而逃。中共中央纪委不惜启动全球天网缉捕嫌疑人,部署境外追逃的“猎狐行动”。

裙带资本主义现象愈演愈烈

习近平反腐斗争的激烈程度令人始料未及,这与中国当前环境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中国领导人一直担心腐败现象会损毁执政党的形象,但自1949年成立以来,中国就长期为贫困问题所困扰,因此可供腐败分子觊觎的资金并不多。但自上世纪80年代末启动改革以来,中国在数十年间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滋生了大量腐败现象和制度漏洞。

这一趋势在江泽民时代(1989─2002)愈演愈烈,这位前中国国家主席曾发起“三个代表”思想运动,旨在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和私营部门引入支持中共的阵营。化身资本主义避风港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所有私营企业家的利益。

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三个代表”模糊了政企界限,各级党员干部都企图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态势下从改革红利中分得一杯羹。这种腐败现象逐渐在他们的家人及其他关系网中蔓延。裙带资本主义现象肆虐横行,在继任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当权期间一发不可收拾,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党的理念与实际不尽符合,侵害了公共利益,中国民众有所不满。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似乎无心抑或无力根除猖獗的腐败现象,党一度被外界看起来缺乏纪律真是失去控制。

面对前任领导人留下的困境,习近平却表现得胸有成竹,他授命整顿党内不良之风,以提升中共日趋减弱的公信力。习近平遵循“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的重任”这一基本原则,发起了一系列打击裙带资本主义的行动(包括重新发起思想运动、强调党风党纪及有的放矢地割除腐败毒瘤等举措)。

习近平将“三个代表”再次推上了政治舞台,进一步巩固了中共与私营企业和社会团体的关系。江泽民的这一理论令中共能更好地为中国私营企业家代言。但对习近平而言,只有党自身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习近平的执政团队志在夺回控制权并对中共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监控。其战略的核心就是改革激励机制,提高中共党员抵御利益诱惑的能力,切断其以政治手段谋取私利的途径。反腐风暴首先席卷了竞争对手所在的腐败部门(如能源部),无数大小“老虎”纷纷落马。

习近平执政团队集中决策的惊人效率出乎许多人的意料,甚至在中国政府内部也引发了轩然大波。中共党内无数各自为政的领导班子分散了政府的权力,并将面对的问题踢回中共高层。众所周知,习近平只信任身边的少数顾问和幕僚。

事实上,许多被提议的经济改革措施都将削弱强大的官僚机构的利益,所以这一政局变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妨回想一下中国政府于今年9月作出的实行价格自由化及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决定。这一决定将价格受管制的商品种类从100减至20,价格受政府控制的商品种类也减少了一半。但是,在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绝大部分官员受到中共中央纪委调查之后公布这一决定,似乎并非巧合。

习近平的“连环出击”(政坛大换血和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仍很不成熟的原因。中国政府的技术官僚负责的往往是协调和落实政策及作出决策的一线工作。其中部分官员目前已经落马。同时,党内集中决策制的草率行事可能会令政府部门思想僵化、不知所措、效率低下。

习近平及其执政团队致力于将中共建设成一个更精简、更公正的政党,其能力与能量不应被低估。对其能力的限制或将引发更多对经济问题和发展趋势被动而非主动的关注。对改革进行管理的需要及同时出现的经济放缓将令问题更趋复杂化。习近平发起的政治运动可能会抢占对其他政策问题的关注度。

为未来而奋斗

中国领导人都是列宁主义的拥护者,他们显然对党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抱幻想。尤其是习近平,他显然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想要推行必要的改革政策,那么执政党的主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也意味着,中国政府解决党内问题的目的旨在“拯救”,即使这将危及其声誉或牺牲短期经济增长也在所不惜。

重要的是要理解中国政府目前的主流政治立场。以前,腐败的党内高官可轻而易举的获得大量“改革红利”。如果想要继续顺利肃清政局,那么中国当代的列宁主义者仍将面对如何在所有中国民众中更加公平地分配利益的巨大挑战。但习近平显然认为,如果不能对长期安于现状的中共进行重组,那么上述问题将纯属空谈。

本文最初发表于《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