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状况恰好体现了“天道好还”的真理。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对连续经济奇迹的盲目追求和炒作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提升了中国的金融影响力和中国政府的高大形象。但牛市过后是熊市。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面临着重重困难，在管理变革时也颇显踌躇，这些因素导致形势发展背离预期，股市跌入熊市。
与过去几十年以来的盲目乐观情绪相比，目前的低迷趋势也未见得更有据可依。除了多年来一直处于舆论风口浪尖并受政府大力支持的结构性调整以外，中国并未出现结构性危机。但仍有一些成为中国经济中的赢家。中国化工（ChemChina）刚刚完成中国企业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收购活动。虽然由于人民币与日益走强的美元处于半挂钩状态导致人民币币值被高估，但中国的贸易顺差数字仍然非常惊人。
但中国现在出现了两大逆之而行的趋势。其一是市场情绪，而这一情绪显然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都存在。中国的企业和富裕阶层都急于冲出国门。目前，每月外流的资金都高于一千亿美元。对消费和投资将进一步放缓的消沉预期对消费者和个体私营业主都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但比这一市场情绪更糟糕的是，中国决策者在面对热点问题（例如：干预股市的措施或汇率管理）时自相矛盾、摇摆不定。有关结构调整的问题已经演变成牵涉信任危机的难题。
但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中国经济出现逆转的原因和后果其实与全球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美元在过去两年内多次上涨至高位是其中最首要的原因：对美元利率上调的持续预期造成了对美元的看涨。中国经济与美元挂钩的紧密程度远超任何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之下，欧洲上空一直笼罩着愁云惨雾，导致欧元一直呈现稳步下跌的走势。德国和北欧国家持续的贸易顺差数额与中国一样令人咋舌，但由于与其挂钩的是与实力较弱的欧元区经济体，因此欧元汇率仍保持在较低水平。亚洲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一直处于下跌态势，日本银行1月26日公布的货币政策相当于让日元主动贬值。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并未对中国的出口产生巨大影响，只是出口的扩张速度有所减缓。但经济下行的情况却已不可避免。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生产商产生了影响。这对于消费者和渴望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欧洲国家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但对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乃至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等成熟经济体而言却是个沉重的打击。反过来，这可能会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商品以及国外能源和采矿业对中国资金需求的双双减少。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即散装原材料的海运运费指数）已跌至两年前的十分之一，创下历史新低，这是一个警示信号。
同样，这也意味着从原材料生产国到成熟的消费型经济体的资金流动将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各国都不愿意承担信贷泡沫破裂的后果，因此纷纷开始推行大量印钞票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和日本银行总裁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在这一问题上意见一致，而根据专业人士预测，美联储还将继续推迟利率调整的计划。总之，倍受争议的“货币战争”（出于提振对外贸易和维持国内信贷供给的原因而贬值本国货币）的风险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而政治问题也随之而来。中国一直利用其经济实力提升外交和战略影响力。那么如果中国的经济影响减弱，其他国家就会伺机介入，拉大中国的目标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甚至是在与中国没有地缘政治竞争关系的国际行为体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细微却明显的转变迹象。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欧盟贸易专员塞西莉亚•马姆斯特罗姆（Cecilia Malmström）最近对中国提出的忠告：
“距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已有三年，但仍未看见中国有任何重大改革的迹象（……）推迟有意义的改革，甚至重复之前的老套模式只会拖延当前的不确定局势和中国自身的发展。”
诚然，马姆斯特罗姆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日趋萎靡”的欧洲却对不断崛起的亚洲巨人──中国提出如此直白的警告，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吧？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不得不通过大量印钞和信贷扩张来缓解国内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冲击，这就导致中国公共债务和政府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就在两年前，大多数欧盟成员国还在拼命阻止欧盟就太阳能电池板倾销案制裁中国。但时至今日，七个欧盟成员国──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却要求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向欧洲的钢铁出口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刺激经济再度增长和结转巨额债务的需要意味着发达经济体──也就是西方国家和日本──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也意味着它们不太可能配合中国人民币贬值的步调。中国的市场行为体及国外投资者或将因中国经济衰退和竞争力降低而卖空人民币。这并不是西方国家或国际社会针对中国设置的投机陷阱。长期以来一直仰仗强大的经济实力带来影响力的中国可能会在一夕间突然发现自己已被孑然孤立。
对欧洲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大好契机。欧洲议会内部正就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展开激烈的讨论。而多年来，中国与欧洲就双边投资协定展开的谈判却一直停滞不前，至今仍未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在这两个问题上，应避免两个错误。其一就是重复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和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已经走过的老路──大声呼吁签订实际上暗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自由贸易协定。无条件支持中国而不是欧洲谈判代表的意见只会进一步削弱欧洲的势力。其二就是鉴于由制造商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考虑及出于重商主义的原因（或仅仅由于中国的实力被削弱）而否认其“市场经济地位”。
在对华关系这一问题上，欧洲有必要制定长期的战略方针。欧洲国家应该与中国提出交换条件，相互让步，达成妥协，争取双赢局面。中国也应该懂得，“市场经济地位”并非其与生俱来的权利。如果中国在涉及对欧洲国家开放中国市场等问题上拒绝配合，那么在欧洲议会和公众舆论层面，中国都难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欧盟贸易专员马姆斯特罗姆强烈呼吁中国实施改革，同时号召欧洲接受其“市场经济地位”──这是正确的选择。在欧盟委员会公开承认前，欧盟成员国不宜先发制人的公布其无条件的支持声明或试图通过为中国政府辩护进而为本国谋求利益。各国应耐心等待，并向中国反复强调欧盟委员会的双重要求：欧洲市场向中国开放，但中国必须处理欧盟的要求而非进行阻挠，也不能企图利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从中渔利。
近十年来，因为欧盟内部的问题，欧洲国家对中国的影响力也日趋式微。在曾被中国无限期推迟或拖延的谈判活动中，中国应表现出更大的诚意。帮助中国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而非直接将其拒之门外，将更有利于中欧关系的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