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强调了消费在应对中国经济放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成果清单称，要“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和出口驱动向居民消费驱动的转型”。
较长时间以来，中国官方也不断提及这一目标。2007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在当年两会上称中国经济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不平衡指的就是在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消费占比最低，投资占比则最高。但希望通过促进消费来完成转型，甚至拉升 GDP，是不合逻辑的，将事与愿违。
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并不拉动增长，而是增长的结果。尽管中国消费占比极低，但在过去十几年间，消费增速一直保持在年均10%左右的水平，远超其他主要经济体。未来几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消费增速更可能出现下滑，而非上升。但是，如何解释过去十多年来，中国消费占比持续下降？很多分析人士将这一情况归咎于低利率水平和刻意压低的汇率——这些因素鼓励了过度投资，抑制了消费，但并非主因。
造成这一失衡的主要原因并非金融抑制，而是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导致家庭收入占GDP比重下降，储蓄率不得不上升，这共同解释了过去15年消费占比快速下滑的现象。在此期间，约1.5亿-2亿人口从农业部门转移至城镇第二产业工作。由于工业相比农业资本密集度更高，工业活动中劳动收入占比要低于农业活动。因此，这一进程导致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下降，进而导致消费占比下滑。
当然，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趋势并不是问题。农民工在城镇的收入远高于在农村的收入。随着工业企业利润大幅攀升，他们会选择更多投资，这使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实现了年均近两位数的增长，也解释了消费占比下降和人均消费水平快速攀升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
不过，近年来消费占比趋于稳定，甚至稍有回升。一个解释是，随着城镇化步伐开始放缓，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资本密集型工业活动的转移不再那么显著。与此同时，更多劳动力开始转向服务业，服务业相对工业更为劳动密集，这提升了劳动收入占比，进而提升了消费占比。
如果中国想让其增长模式更高效、更多以消费主导，最简单、最奏效的办法是推进户籍改革，给予农民工城市居住权。研究表明，与有户籍的城市居民相比，没有户籍的农民工储蓄率要高出很多。给予农民工户籍不仅会提升消费，也会促进投资，因为农民工对服务和住房的增量需求将更大，这将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速和更高的消费占比。
试图通过拉升消费解决中国经济困境，本质上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投资回报率大幅下滑。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投资收益下滑在所难免，但如此快速的下滑本可避免。政策应优先改善投资回报率。相应的改革措施被反复提及，包括深化国企改革、提高城镇化效率、限制过度投资，特别是限制内陆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