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美国政府成立之际向来是美日外交的关键时刻。比尔·克林顿在上任之初便制定强势贸易谈判的早期计划,迄今已有近25年。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五的华盛顿之旅似乎是自那以后美日双边同盟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节点。

詹姆斯•肖夫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的研究集中于美日关系及地区性事务、日本政治和私营部门在日本决策中的作用。
More >

但今天的美日同盟与冷战结束初期的美日同盟已明显不同,安全威胁更加复杂和具体化。因此,安倍必须与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建立起微妙的平衡,以巩固强大的双边防御关系,维护互惠互利的经济联系,并继续支持基于规则运行的国际秩序。双方领导人需要明确阐释同盟合作的共同战略愿景。虽面临来自中国的全新挑战,但共同战略愿景是数十年间美日同盟在亚洲取得成功的根基。而特朗普有责任认识到这一点。

特朗普政府在美日同盟议题上释放出混合信号:一方面在美国的安全承诺上安抚日本,赞扬日本在美国的一些投资举措,另一方面又对日本施加压力促使其减少日本对美贸易顺差,要求日本承担更多驻日美军的开销。在特朗普胜选之后,安倍与特朗普在纽约举行非正式会晤,开始真诚破冰。然而特朗普却对安倍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的规划(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置之不理,迅速退出了该协议。

安倍首相面临困境,一方面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很大程度上依赖美日同盟来应对朝鲜或中国的潜在军事压力,另一方面,日本的经济繁荣也有赖于一个开放稳定的全球贸易及金融体系。而特朗普却威胁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颠覆这一体系。  

安倍在这次日美峰会上的短期要务是塑造美日关系稳定延续,双边防务合作强大的形象,即便是冒着在特朗普霸道的贸易立场面前显得软弱的风险。安倍在国内的政治支持率相对较高,如果承诺加大对美投资和在美创造就业能有助于维护特朗普形象,那么安倍牺牲一些支持率也是可以承受的。

但是,如果说“礼物馈赠”和友善言辞在短期内可以掌控外交博弈,在长期中维护双边关系的核心经济和安全层面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性则要严峻得多,需要日本领导人及同盟拥护者们付出坚定不移的努力。特朗普及其顾问团队已经承诺利用税收、贸易及货币政策调整全球供应链结构,使美国民众消费的商品更多地产自美国。这一做法可能会引起显著的全球经济波动。实际上,对日贸易已不像几十年前那样困扰美国,因此将其置于双边关系中的显著位置是错误的。  

日本已成为世界主要投资国,建立了惠及日本和各东道国的高效供应和装配设备网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三个方面的激励,包括WTO保护下的标准化规章、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等条约中对制造产品本土化程度的要求,以及日益低廉的通讯和运输成本。而针对具体领域的双边贸易谈判则对此毫无关联。

现在近四分之一的日本制造业活动发生在海外,而且自1990年以来日本企业的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已增加三倍以上。日本已发展成美国制造业最大的外方雇主,日本企业雇佣的美国员工人数整体至少为100万。1990年,日本销往美国的汽车中,仅有十分之一是北美生产,而现今已有四分之三是由北美制造。这为美国供应商创造了更多的商业机遇。打破这一供应链网络对日美两国来说都是一种浪费且代价高昂。  

虽然安倍有充分的理由和令人信服的数据来努力转变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但是他将会遭遇对方顽固的意识形态思维阻碍。幸运地是,美日同盟拥有很多美国国内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方(在国会、州政府以及整个商界)。尽管他们迄今为止保持了令人慌张的沉默,但他们认识到当前贸易安排中和在亚洲保持强大同盟的共同利益。他们应该表达自己的看法。

本次峰会最重要的讨论是如何利用盟国间在防卫、外交、技术和投资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更直接地服务于双方宏大的国家战略,包括遏制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及制衡中国的霸权欲望。双方可以通过投资中国周边国家、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区域共同利益以及加强安全与技术合作的方式,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美日同盟现在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加多样化和有效的工具。而目前讨论中的由两国领导人副手主持的新的高层双边对话将有助于更好地利用这些工具。但前提条件是特朗普和安倍在战略优先事项上达成共识。这才是关键所在。

本文原载于《国会山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