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国家利益》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晤所取得的最切实成果是提出了减少贸易失衡的“白日计划”。中国表示愿意解除对美国进口牛肉的禁令，限制对美国的钢铁出口，同时放宽美国在中国金融服务行业的投资限制。 较之于3,5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逆差，这些措施总体来讲并无太大价值，但是象征意义却举足轻重。
对中国而言，其目的是尽力避免一场对中美双方都不利的全面贸易战。但是在白宫利用贸易问题迫使中国对朝鲜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之际，“百日计划”不可能完全避免保护主义情绪通过其他渠道出现。白宫内部某派系坚持认为贸易逆差对经济增长、就业以及安全构成威胁，而中国难逃其咎。近期通过双边途径解决贸易逆差的多项行政令和对利用补贴在美倾销产品的贸易伙伴采取行动的意图都可能会让外界再次聚焦中国作为罪魁祸首。
实际上美国应该将注意力放在签署双边投资协定以加强投资关系，而不是纠结于贸易摩擦。美国可以从中国以往的经验中汲取重要教训：增强竞争力的关键不在于实行保护主义措施，而在于通过有利的基础设施投资来提高国家劳动力的生产力。但是，“美国优先”的议程不会轻易认可促进美国在海外投资对该愿景有促进作用。
白宫对贸易逆差的执迷在民众中大受欢迎并不难理解。去年，美国对商品和服务的进口额比出口额约高出5,000亿美元，而对华贸易在总逆差中所占的比例超过60%。如果汇率操纵不是罪魁祸首，那么按照这种思维方式，肯定是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在从中作梗。
特朗普方面较多民粹主义顾问推崇的这种对贸易和投资问题的推理思路是错误的。
首先，贸易逆差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更加缓慢或者就业市场更为疲软。不管经济增长状况如何，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背负着贸易逆差。而且，贸易逆差并不一定越小越好。例如：200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上一年的两倍，但是当时美国的贸易逆差占GDP的4%，相比上一年的2.5%要大得多。
另外，中国的贸易顺差与美国贸易逆差之间并无直接联系。美国贸易逆差自1997年开始猛涨，而中国贸易顺差在此后六年才开始迅速增长，而且其规模直到2006之后才超过日本。从逻辑上看，中国不可能在其成为贸易大国的十年之前就造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
事实上，美国与东亚国家在工业制成品方面的贸易逆差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体上没有太大变化。唯一的变数是中国成为了向美国出口多数产品的东亚制造商的最终集散地，因此中国的贸易顺差在亚洲国家与美国贸易总顺差中占据最大的份额。重要地是，这些出口商品的大部分附加价值源自韩国、中国台湾、日本，甚至美国本土。因此，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既不能说明美国总体逆差的规模，又不能说明哪一方更能从这种双边贸易关系中获利。
简而言之，双边贸易差额无足轻重，整体贸易差额才至关重要。要理解对一国贸易差额影响更大的是资本流动而不是贸易措施后，才能厘清是否应对贸易逆差产生警惕还是无需挂齿。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对贸易的影响较为复杂，但结果都必须遵循特定的原则。
一个国家的贸易差额通常等于国家总投资与国内储蓄投资之差。而该差额通常可以由贸易顺差国家的过剩储蓄进行填补，一般表现形式为这些国家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或其他资产。但是这些会计恒等式并不能告诉我们因果关系。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最近的贸易逆差主要归咎于美国预算赤字较高和个人储蓄率较低导致国内储蓄不足。“911”事件后军事支出激增，社会福利支出不断增加，造成预算赤字。而相比而言， 家庭储蓄率占个人收入的5%至6%的水平是20年前的一半左右。利率降低与美国银行和零售商积极向消费者贷款的做法是导致这种储蓄率降低的主要原因。
通过外国借款保证投资所需的额外储蓄便反映在总体贸易逆差里。利用惩罚性贸易措施来减少双边贸易逆差的做法不切实际，因为对某一国进口采取针对性措施只会导致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量更大，汇率升值导致出口量减少，致使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保持不变。
但是，如中国、日本、德国以及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等贸易顺差国的过剩储蓄流入美国也会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由于美国资本市场交易活跃，贸易顺差国家的过剩储蓄被吸引到美国，有助于让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并使美元保持强劲，同时为美国政府和家庭提供超支所需的资金。因此，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美国鼓励超前消费的国内政策引起的，但是从中国等贸易顺差国家获得的过剩储蓄是其充分条件。
中国要减少贸易顺差，则需要降低其较高的储蓄率。“过度”节俭即是提倡存款的文化偏好使然，也受到一系列复杂结构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以及金融和社会安全系统的薄弱。中国国家领导层正着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数年时间，这就意味着贸易顺差还将继续存在。
同时，要缓解美国贸易逆差，则需要通过预算改革和鼓励美国家庭提高储蓄来增加净储蓄。这样来看，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其与美国医保体系改革失败之间的关联 。许多发达经济体能够以比美国更低的成本提供全民健康保险和优质服务，而且通过此举，他们可以减少对外国储蓄来资助自身投资的依赖。
但是，此类提高储蓄的措施并不能充分奏效，由于美元是全球范围内用于贸易和储备的主要货币，因此只有美国才有特权承受长达四十年的“持久贸易逆差”。从结构层面来看，对美元的相关需求使其估值过高。其结果就是出口受到打击，进口得到鼓励，也实际上保证了贸易逆差的存在。
关于第二个外国投资的问题，中美双方签订双边投资协定，让中国市场向更多的美国投资商开放，这可带来丰厚的利润，在国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在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有着最具限制性的服务投资体制。2017年美国商会的调查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阻碍投资发展，80%的企业感觉外资企业不如以往受欢迎，超过60%的企业对中国政府进一步向外资开放市场缺乏或没有信心。”放宽在金融、通信、信息技术、娱乐和教育的服务市场准入以及非贸易相关问题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立足的第一要务。此举对于中国企业也有裨益，在更大的压力下，国内企业将努力创新，尤其这些企业现已形成规模可以独立自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照这种思路，美国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与中国在数十年之前的解决方案如出一辙。中国加入WTO，降低了贸易和关税壁垒，同时向基础设施注入大量资金，而并没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劳动生产率数十年来每年提升8%左右，是其他类似经济体的三倍，这使中国即使在人民币增值时仍是全球主要的制造业出口大国。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承认美国政府需针对不断恶化的基础设施采取应对措施，从而增强经济竞争力。中国可以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提供诸多支持。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投资美国的一些国有企业，仍存在一些合理的安全顾虑。但是，最近中国对美国的许多投资都是秘密进行的，而且美国跨部门外国投资委员会能够并且目前正在处理所有安全问题。对于身处服务行业的许多美国企业而言，中国是一个良好的投资地，可以帮助他们把业务扩展至全球各地，归根结底可以增强美国的经济保障。
美中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应该是支持双向投资的当务之急。这与中国政策制定者所说的“双赢”高度吻合。遗憾地是，为了支持保护主义情绪，总统议程的这一部分没有得到太大重视。
黄育川和大卫·史塔克（David Stack）分别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和初级研究员。本文引用了黄育川的新书《破解中国难题：为何传统经济智慧是错的》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