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建设性交往的记录虽然漫长,但却正以惊人的速度瓦解,双方需要为此做出重大矫正。尽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偶尔谈及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之间建立了“实实在在的伟大”关系,而习近平主席也不断提到“双赢”结果,但最近双方采取的政策和行动——尤其美国方面——对这种关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力。

史文
作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史文是美国研究中国安全问题的最著名分析专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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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国而言,这种破坏力显然来自于过分批评、往往充满敌意的美国战略文件,例如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美国高官的类似声明,以及美国经济政策的转变——包括考虑不周的加征关税举措——所有这些都将中国政府视为威胁全体美国人民的“修正主义”强权。

 

美国记者强化了中美关系的这种黯淡看法。权威人士几乎每天都会揭露中国各种背信弃义的新行径,包括中国试图破坏美国高校的学术自由,以及中国设置邪恶的债务陷阱企图诱导和控制发展中国家。

此类批评声不绝于耳,认为中国每次获利均以美国为代价,还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和专家长期失察中国政权的敌意。批评者的结论是,任何与中国的合作都必须退居其次,首要任务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阻击日益增长的威胁。正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希·罗金(Josh Rogin)去年12月写道,这种夸张说法经常波及高层:

 

美国开始惊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行动,在美国境内范围和规模之巨,在各机构渗透范围之广。中国的首要目标,小而言之,是保护其威权体系免受攻击,大而言之,是以美国为代价向世界出口。

若非中国火上浇油,此番言论不会如此大行其道。尽管中国不断宣称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但中国方面采取的行动有时却另有意味。中国针对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不公正地加大了限制,不断从西方国家窃取商业秘密,加强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同时加大反外国人的宣传力度,并在其海域附近变得更加独断专行。

这些行动无疑令人感到不安,在许多情况下需要更为有效的反制政策。然而,他们主张彻底重新评估中美政策、采取激烈的措辞,并提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美国猛烈的零和政策,但他们却没有说明理由。

更不必说在许多情况下,事实并不支持这种绝对的片面结论。例如,正如许多人现在所断言,与中国交往,从来不是为了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与中国联手只是源于战略需要,即对抗前苏联,结束中国的革命冲动,使其社会更开放,当然还得服务于西方的商业利益。我们忘记了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之前的样子:那时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敌对大国,希望将其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模式传播到其他国家。在这些方面,与中国交往都取得了很大成功。尽管最近遭遇挫折,但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仍然比交往前更加开放、更加全球化和宽容。

另一个严重扭曲的观念是,中国试图将美国逐出亚洲并征服该地区,这是现在极为常见的假设。事实上,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有这样的野心。那些对于中国野心的断言是基于个人行为的胡乱推断(如中国在南中国海影响力的扩大),或者是基于绝非权威的中国观察家的声明,又或者是基于本身存疑的现实假设:即认为大国有无限制扩大其影响力的行为。如果中美关系严重恶化到一定地步,中国最终可能会有此灾难性的野心,但此刻就认定中国已有此想法却是鲁莽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同样,有观点认为中国致力于颠覆全球秩序,这会使人们对全球秩序做出极其狭隘可疑的以民主为中心的定义,从而严重扭曲对中国批评的范围。事实上,中国对当前全球秩序的诸多要素持支持态度,包括美国现政府拒绝或破坏的一些要素,如应对气候变化和尊重多边经济协定的价值。就第二点而言,尽管中国采取了一些显著的保护主义措施(例如在电信和金融服务领域),加强了政党对经济部门的控制政策,并强调了国有企业重新抬头,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主要由私营公司和基本开放的贸易体系推动。虽然世界贸易组织体系肯定需要改革,但中国大体上遵循了世贸体系的各项规定,甚至始终遵循世贸组织的精神。

这些记者和官员最极端之处是尽作哗众取宠的言论,此番举动无疑会增加国防开支,提升报纸销量,与前任政府所谓“失败的”中国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并让美国人对当前面临的诸多国内问题视而不见,如巨额预算赤字、收入不平等和基础设施崩溃等。

这种针对中国的过分好战观点,与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关系“改革开放”时代的务实精神大相径庭。这种务实精神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远远超过了目前的单维立场,它认识到有必要努力平衡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要与中国就共同关切事务展开合作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对中国谨慎防范并开展限制性竞争。这种双管齐下的做法现在已遭抛弃——至少对亚洲来说如此——转而采取了零和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到目前为止,这项战略多半还是一个呼吁建立亚洲民主国家联盟对抗中国的空洞口号。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出现了妖魔化中国的新常态呢?除了上述狭隘的官僚主义和政治利益,最重要的因素,借用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4年的一篇开创性文章中的用语,是来自美国政治思维中根深蒂固的“偏执狂风格”。引用霍夫施塔特的话来说,这种性格的特点是“强烈的夸张感、怀疑感和阴谋幻想”,特朗普煽动了这种情绪,他将几乎所有美国的弊病都归咎于外人。尽管特朗普声称与习近平建立了极好的私人关系,并预测未来两国会有“伟大”的双边关系,但事实上,他玩世不恭地操纵了美国民众的不安全感,为其下属甚至自己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找到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在特朗普定义的政治背景下,这些充满敌意的言行完全掩盖了美国和中国继续合作应对共同问题和关切方面(包括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流行病、全球经济体系状况以及亚洲稳定等)显见且迫切的必要性。美国现在很少提及这些紧要事务。

中国的强势立场与中美之间的不安全感交织在一起,正在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否认和妖魔化中国无法应对这一挑战。如果美国继续专注在各个方面遏制和打击中国,那么美国只会进一步孤立自己——就像它在贸易问题上对待盟友一样——并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和资源,不去处理许多其他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继续针对美国在本地区内外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则只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的不安全感和偏执,可能会引起外交和贸易伙伴疏离,甚至与美国爆发冲突。

在此关键时刻,两国都需要扭转两国关系的加速下行趋势,以实质性(而不仅是口头)保证在不损害重要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对关键问题做出妥协,创造两国关系的积极发展势头。在当前美国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这一艰巨的任务在短期或中期内几乎不可能完成,但是如果要避免未来出现严重危机甚至冲突,这仍然是一项势在必行的任务。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以事实为基础,实现目标与资源匹配,区分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并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主宰亚洲或整个世界。随着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和资源的日趋紧张,影响力开始在全球范围扩散。这就需要两国努力平衡和合作,而不是相互排斥和削弱。

其次,美国必须认识到,尽管习近平现在处于主导地位,但中国政府并非一个单片式整体,要激励中国,就需要创造积极措施,激励那些拥护体制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调解的人。这些人存在于许多部门,如果习近平政府采取压制性更强的政策,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动荡,那么他们的影响力可能会增强。但是,目前对中国的动机和行为妖魔化只会削弱他们的地位,因为这有助于那些在中国玩弄“外来威胁”的人为自己的敌对政策找借口。

同样,如果中国继续宣扬双赢的陈词滥调,挑起国内对外国渗透的恐惧,而不承认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会给他人,尤其是亚洲其他国家,造成不安(这种不安感只能通过向他人提供实质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保证,并辅以有意义的行动来解决),那么中国也会一事无成。这种变化并非不可能,但双方都需要停止故作姿态,着手建立双方都能获益的稳定关系。

本文原载于《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