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主动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当前的贸易紧张局势。受此影响,市场大幅飙升。但是,市场乐观情绪很快减退,因为许多迹象表明,两国的态度并未发生任何转变。事实上,美国政府正在观望中国会做出怎样的让步,而中国政府则在观望美国希望中国如何让步。在此背景下,两国极有可能陷入旷日持久的僵局。

黄育川
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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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僵局产生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两国在观念上存在巨大分歧,其次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框架来解决该分歧。美国政府的要求主要分为三类:特朗普专注于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美国商业界忧虑的是中国的“强制性技术转让”政策,即“强迫”外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以作为其进入广阔中国市场的前提条件;而让美国地缘战略家感到焦虑不安的则是,中国冀望成为一大技术强国,因为这将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在这三项问题的共同作用下,两国就可能陷入僵持局面。

对于美国的第一项要求,中国似乎很容易满足,即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然而,这种观点不仅本身充满了漏洞,而且在现实中也不可行。首先,贸易是一个多边问题,而不是双边问题。其次,中国也无法购买足够多的美国商品来大幅削减双边贸易逆差,这是因为,无论是不断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消费的高端消费品(欧洲可源源不断地供应),还是原材料(中国从拉美和非洲进口),美国的产量都不足以满足中国的需求。

即使中国主动购买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短期内也无法阻止贸易逆差上升。第三,中国政府一直希望购买美国的高科技设备,但出于安全考虑,美国不愿意出售这些设备。在此背景下,中国也许只能采取“拆东补西”的策略,即购买更多的美国大豆,而减少购买巴西的大豆;购买更多的波音飞机,而减少购买空中客车公司的飞机。但是,这种做法无法有效降低中国的整体贸易顺差,而是将调整贸易逆差的责任转嫁到了其他国家身上。

对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该问题有较多的回旋余地。但是,该问题不应与知识产权盗窃混为一谈,因为知识产权盗窃有法定的补救措施,该问题更多的与技术有关。根据国际通行惯例,当外国公司投资某些领域时,必须与当地公司组建合资企业,而按照合资协议,要求这些公司必须进行技术转让。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这属于正常的商业惯例,所以不涉及强迫,因为如果外国公司不同意该规定,是完全可以拒绝的,然后离开中国。然而,鉴于中国经济巨大的市场规模,以及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些都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谈判筹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否符合法律,而是该做法看上去似乎不公平。

为此,有一个简单易行但在政治上敏感的解决方案,即除了少数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领域,中国政府或许可以取消成立合资企业的要求。事实上,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目前中国的合资企业数量仅占本国外国投资的四分之一,而在二十年前,这一比例为三分之二。此外,即使中国取消该规定,一些外国公司仍会成立合资企业,因为与当地市场中的知名企业合作,通常对它们更有利。

接下来,就只剩下《中国制造2025》计划这一难题,即中国政府的科技发展规划。要求中国政府放弃该计划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制定本国发展规划,无论该规划是否经过深思熟虑。60多年前,为了与苏联抗衡,美国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30年前,为了生产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汽车,韩国也制定了发展规划。对中国政府来说,创新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虽然该目标合情合理,但美国担心中国通过国家补贴来实现该目标。 

但是,为了推动本国经济计划的发展,世界各国政府都提供国家补贴。美国各地每年都要花费近1000亿美元来吸引投资,比如亚马逊公司的两个新总部,以及富士康公司在威斯康星州的液晶显示器工厂等。如果没有欧洲政府的扶持,空客公司可能永远不会诞生。此外,为了促进新技术的发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政府也采取了提供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措施。

但是,中国对工业发展的扶持在规模和方式上与经合组织不同,在中国,国家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发达国家,税收减免政策在促进工业发展方面更有效,而在财政制度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该政策则效果欠佳。因此,中国大部分扶持都通过金融体系输送,而且大部分流向国有企业。由于不同的扶持方式有正当合理的理由,因此为了结束贸易战,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是,制定出适当的国家经济扶持方式。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仅仅通过一次性的国家元首会晤,根本无法制定出解决方案。为了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两国必须采取制度化、基于规则的办法。然而,美国政府已放弃了一些既有的渠道,不仅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公开诋毁世界贸易组织。在此背景下,唯一的选项就是重启双边投资协议谈判。为此,美国需要重启奥巴马政府以前制定的倡议。如果两国领导人不尽快制定出解决方案,这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急剧恶化,引发对该事件亟需的反思。

本文最初发表于《南华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