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许多观察人士都心生疑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政府转变对华政策,与中国针锋相对、零和博弈,这是否会从根本上消极地改变美中关系的长期轨迹,破坏或摧毁美中关系的共同利益?

从根本上说,这种看法颇有片面之虞。今天美中关系严重恶化,两国政府都难辞其咎。虽然在我看来,特朗普政府很容易被指为中美关系恶化的最重要源头(在此过程中损害了美国诸多利益),但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在许多方面也在加剧和促成美国政府的不妥政策。要想真正理解两国关系,就务必准确评估两国各自的国内情势。这是弄清楚如何使中国和美国重回正轨的唯一合理出发点。

史文
作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史文是美国研究中国安全问题的最著名分析专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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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精英对中国的看法变化巨大且影响广泛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转变在很多方面是美国两党精英阶层对中国看法发生根本改变的极端夸张版本。两党众多精英似乎对于合作接触和对冲并未持有务实且谨慎乐观的信念,而是接受了一种更具意识形态,更深怀疑且基本上悲观的信念,即中国一直以欺骗和霸道方式夺得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主导地位,而美国却在坐失良机。

事态如此变化,由众多因素所致。就美国而言,这些因素包括(至少自200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对美国制度的持续实力及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感到深深的焦虑,将国家弊端归咎于移民和外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抬头,以及人们普遍担心日益强大、独裁的中国本质上必然会损害和削弱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实力。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焦虑反映并利用了美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偏执情绪,这种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不为逻辑和事实所影响。同时,这种潜在的转变不应被看作是对特朗普政府或五角大楼中部分极端反华狂热分子的疯狂信仰和目标的认可。

对华猜疑日盛,在美国各个派别的政治家、许多学者(可能是相当大比例的商界人士)以及美国政策界其他人士中间得到在不同程度的共鸣。有趣的是,美国公众似乎还不完全接受这一观点。例如,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于2018年10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报告称:“公众并不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威胁:只有十分之四(39%)的人表示,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发展对美国重大利益是一个重大威胁。”在我看来,这可以解释缘何副总统彭斯等人一直发表旨在吓唬普通美国民众的演讲。

但是,许多与中国有数十年交往经验的有识之士(尽管不无理由关注中国的许多行动)并不热衷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政府采取极端主义的零和做法。这些身处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人士对贸易战和特朗普痴迷贸易赤字深表遗憾,反对将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和其他西方市场脱钩的荒谬目标,且并不认为中国希望推翻整个全球秩序、以定义不清的所谓修正主义世界秩序取而代之。此外,许多这样的中国通专家驳斥“中国在世界各地进行债务陷阱外交”这种简单化的观点,他们看到旨在根除中国在美国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残余影响的各种努力存在明显的麦卡锡式危险。这表明,有可能形成一种更加务实、理智、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途径,这种途径可以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同时在需要时更有效地借助中国实力和与中国合作。这种变化几乎肯定需要在美国的不同领导层之下才会出现。

中国的行为令人担忧

但是,除了美国以外,有必要认识到中国在许多方面促进和强化了美国观点的负面转变。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际,中国领导人在战略上做出了根本性的转变,其目的是削弱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占所谓弱化的美国的便宜,最终将美国赶出该地区。事实上,杜如松(Rush Doshi)等一些美国学者声称,他们通过仔细阅读中国的内部和公共文件,可以证实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已然发生。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我确实相信,中国在主权问题上已变得更加自信,更愿意对其他国家采取经济和其他形式的威压,加强对国内外中国人(和少数民族)的镇压和控制,收紧对在华外国公司的限制,在各种形式的间谍活动——尤其是网络领域——中更加强势。中国共产党大大加强了党纪和思想教育,但一直表示其争取共赢的努力没有改变。

中国采取这种更为激进的行为模式有很多原因,包括政府日益需要对快速社会变革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加强国内控制,欧洲和中东共产主义独裁国家垮台(部分国家与西方有牵连)引发共产党领导人的担忧,迫切需要通过必要手段获得先进技术和商业实践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部分地区的动荡日益加剧。但不管起因如何,中国的行动给美国的极端分子制造了机会,他们需要借机宣扬对华政策上的冷战式方式和大锤战术。

美中竞争的区域性影响

日益加深的猜疑与对最坏情况的各种假设呈现出不容乐观的态势,增加了美中未来在亚洲发生政治或军事危机的可能性,而这些危机最终可能会推动双方进入冷战或更糟的状态。由于第一岛链内亚洲力量平衡发生变化,两国关系出现不断加深的猜疑和敌意。这一负面转变也反映出该地区普遍未能解决几个争议问题,包括朝鲜半岛、台湾、海事纠纷问题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情报、监视和侦察活动。

我认为,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及其在亚洲的影响力持续增长,以及美国海上优势相对下降,最终将导致中国与美国/盟国在中国海洋边缘(距离中国海岸约1,500公里)的第一岛链内形成不稳定的大致均势。这可能会导致中国高估其在台湾和海上主权争端等争议性和挑衅性问题上提高自身利益的杠杆和能力。与此同时,这也可能导致美国和日本对这种行为反应过度。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要打消中国和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正在失去其主导地位这种看法。

如果缺乏充分沟通以及对彼此底线的清晰认识,亦无对限制和意图的可靠理解,这种误判很容易升级为对决心的考验,双方都不愿意做出让步以达到共识。尽管中美两国也许可以避免让危机演变为实际的军事冲突,但即便是一场重大的非暴力对抗也可能严重甚至可能无法挽回地损害美中关系,远非目前所见所能比拟,将给全球经济以及地区和全球安全带来不可估量的冲击。

在目前情况下,台湾问题尤其值得关注。鉴于目前美国在几乎所有领域与中国进行零和战略竞争的趋势日益恶化,美国政府内外的反华狂热分子很有可能会成功地辩称,美国应开始将台湾视为其应拒绝中国的战略资产。

美国和日本的国防分析人士中间已经流露出这种情绪。毋庸置疑,如果这类观点转化成政策,那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将土崩瓦解,同时,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原有基础也将不复存在。结果可能是军事冲突。当然,我不是要预测这样的结果。但如今,我已不如几年前那么自信这种局面可以避免。

如何挽救建设性的美中关系

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处理这种令人不安的状况?

首先,两国严肃、有影响力的人士(不仅仅是美中关系专家)需要更强有力地发声。他们需要呼吁终止鲁莽的言论,倡导缓和有关双赢结果的宣传言论,提倡采取温和的折中措施处理两国关系中严重的不满和猜疑情绪。

就其自身而言,中国近期需要聚精会神地关注西方企业的不满之源和网络间谍行为,同时以行动而非仅以言辞来明确表示同意西方资本和商业利益参与中国经济规划,如“一带一路”倡议。上述行动,加上美国国家和地方官员为加强与中国的密切经济关系所做的努力,将大大有助于把美国商界重新打造为美中关系的主要支柱。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应就亚洲未来的战略平衡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举行听证会。这项工作应包括全面评估美国、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军事、经济、政治/外交和软实力资源的中长期变化对区域稳定产生何种影响,特别是在风险承受能力和区域威胁认知水平的变化方面。评估的重点是确认并更清楚地确定亚洲发生的力量变化,并确定最可行和有效的政策选择。

在我看来,此举将促使两国认同有必要在亚洲实现稳定(和真正)平衡并通过相互调解消除最有可能的冲突源头,同时为实现该地区经济整合作出切实努力。这种心态应该取代美国貌似目前所采取的努力深化战略竞争的做法,即企图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的同时,在该地区远远领先于中国,但这种努力基本上是徒劳的。

此外,政策专家和政治家需要为无派别审查其他机制和程序提供支持,这些机制和程序有助于促进更有效地管理美中危机。近年来,第一轨外交和第二轨外交的讨论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但这些交流往往过于狭隘地集中在预防或成功处理纯粹的军事事件或事故上,特别是在第一轨外交上。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工作忽视或忽略了各国军事行动所处的更大(也可以说更相关)的民众环境和军民政治与结构决策环境。对于决定美中严重危机的演变和结果,这一更大的环境与单纯的军事对军事互动一样至关重要。

朝此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利用第二轨相关活动的投入,就避免危机和危机管理问题形成高级别美中军民两级对话。但是,要实现这样的对话,双方必须认识到这样的现实,即在当前条件下,美中之间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可能升级为重大军事冲突。鉴于这一严峻的事实,双方必须认识到,对方不一定有兴趣挑起或操纵危机,从彼此关系中谋得决定性优势,而双方都应承认,任何如此企图都可能导致灾难。对于双方具备初步诚意、坦率磋商危机管控而言,这种认识至关重要。

亚洲要日益稳定,更不必言美中关系益发稳固,绝非一蹴而就之举。这种转变只有在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商界领袖和军界高层的引领之下耗时多年才能出现,他们会强烈感受到相关的高风险,清楚地了解任由如此状态延拓下去的危险。结果不是要回归到过去的关系模式,而是代以一组更具竞争力、更均衡、但(在许多方面)仍然合作和互利的互动。

 

本出版物改编自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史文于2019年1月19日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卡特中心发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