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健康效益，但从事这一领域工作的科学家也有可能造成大规模的伤害，如未经适当培训和监督而制造和释放有毒病原体等。目前，国际上为减轻潜在威胁而作出的努力（如《禁止生物武器条约》等）在防止这些新兴技术的滥用上效果有限。因此，为从事敏感生物技术工作的专家制定得到广泛支持的国际行为准则将有助于减少管理不善的情况，并促进全世界安全管理条规的建立。
李彬主持了一场研讨会，与中外学者探讨了国际社会如何合作建立指导方针，以管理生物技术方面的行为及规避相关风险。
观众：向公众开放
媒体：本次会议内容不得公开发表
语言：英文
讨论要点
- 当前的生物威胁环境：与会专家指出，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大大加深了其监管工作的复杂性。新的技术发展打破了原先管理传染病和生物科学实践的规则。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基因工程是快速发展的生物科学环境中新出现的风险之一。生物技术越来越便宜、容易被使用，而且与核科学不同，这些技术需要较少的材料和较小的空间来创造。随着信息和材料变得更容易被获取，生物威胁带来的风险也在增加。这强调了在危机发生之前建立国际行为准则的必要性。
- 国际行为准则的益处：与会学者认为，需要制定行为准则来管理生物威胁和新兴技术滥用带来的新风险。支持制定行为准则的人表示，有必要发布指导方针来提高对生物威胁严重性的认识。这一行为准则将列出应对生物威胁的必要措施，加强生物安全防范措施，并强化对生物技术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相关利益和风险的教育和认识。
- 国际行为准则的局限：虽然国际行为准则的重要性非常明确，但与会嘉宾指出，各个国家只能根据自身能力实施这些措施。此外，生物技术的发展速度往往快过法规的发展速度。因此，我们可能很难保证行为准则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生物威胁环境中的时效性。另一个问题是，这一准则对那些有意将生物技术武器化的人的约束效果有限。最后，美国参与相关谈判的不确定性也会危及国际社会制定行为准则的努力。
- 需要所有参与方协同努力：参与讨论的专家指出，律师和科学家需要与政府官员和商界代表合作，以制定一个全面的行为准则。此外，鉴于生物技术的复杂性，政府应与私营部门和科学家合作，以妥善施行这一准则。通过协作努力，以上各方可以共同完善相关生物技术和安全措施的条例，从而尽量减少生物武器冲突和生物科学家犯下错误所带来的巨大代价。
主持人
李彬
李彬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和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作为核裁军领域的专家和物理学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核政策、军备控制政策以及中美核关系等方面。
发言人
杨翊
杨翊是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秘书长。
埃拉德·波波维奇
埃拉德·波波维奇（Elad Popovich）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访问学者。
薛杨
薛杨是天津大学生物安全战略中心的助理教授和研究员。
杨霄
杨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研究员。
张卫文
张卫文是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合成微生物学实验室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