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环球时报》
“忙得气都喘不过来了！”一见面，裴敏欣就感慨道。尽管与他之前就认识，但想要在他逗留北京4天的时间里碰个面，还真是难。于是，裴敏欣只能把他去机场路上的时间留给了《环球时报》记者。而即使这样，他在车上还是不断接到电话，开始安排明年3月份的工作了。中美关系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使这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忙得不亦乐乎。而我们的谈话，自然也就围绕着中美关系的现状以及华人学者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展开了。
华人学者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很一般
《环球时报》：如今美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现状如何？
裴敏欣：我们必须看到一个趋势，当前美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是越来越细，这主要是因为量化研究方法的引入。这样对宏观了解中国并不十分有利。当然，微观研究我也曾做过，但那对现实有多大意义呢？现在看来，美国学者的微观中国研究，和中国实际现象脱节很厉害，可以叫做“钻牛角尖”，研究芝麻大的小事。这种研究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出于对中国问题的实际关怀，而是希望在学业上有所建树，只是想在象牙塔上往上爬。所以，这种学院式的中国研究与美国对华政策没有关系。这跟费正清时代，甚至与后来李侃如、兰普顿他们都不一样。如果这样下去，再过10年，美国政府在一流大学里找不到一个能给他们提供有意义的对华咨询的学者。
《环球时报》：这是不是给华人学者留下了空间和机会呢？
裴敏欣：我想说，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的学术空间和机会，历史上只有一次。我们这一代人非常独特，是上世纪80年代出去的第一代研究生，是文革时期失去学习机会的一代，有很强的求知欲。我们非常勤奋，虽然不一定很聪明。像这样的特点，后一批人就没有了。我们这一代，出去的人很多，做得成功的、很优秀的很少，因为政治学研究这一行当很难做，加上中国本身变化很大，越做到后面，越难，越把握不准。因此，现在华人学者圈里出现了一个脱节现象。现在，中国出去的最聪明的人都去读法学院、商学院，非常功利，谁来读这种7年甚至10年的政治学啊。读完了还要再做7年的助理教授，我把它叫做“童养媳”。那是最最难受的。这直接导致了华人政治学者后备力量的不足。
《环球时报》：那么华人学者在美国的声音到底有多大？
裴敏欣：其实，我们扮演的是非常独特的角色，政治力量不大。但是，西方媒体一谈到中国国内问题时，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些无形的记录，哪些人说什么话后来验证是对的，哪些人说话有独特的看法。于是，华人学者通常会被归纳到分析家中去。但是，我们对政府的影响还是很一般。美国政府或西方政府并不十分在意和注意华人学者的声音。这并不一定是成见，这里有所谓的政治信任的问题，对你的政治忠诚也有怀疑。另外，他们自己也有很强的政治研究力量。
“中国通”只是一支很小的力量
《环球时报》：但是，美国政府除了国务卿帮办这一级别外，再往上就没有“中国通”了。
裴敏欣：对。我在华盛顿10年，与许多美国官僚打过交道。越到上面，就不一定要有专业知识，而是需要另外两点。第一是要有很好的谈判能力。专业知识会有用，上面那些人不一定是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但对中国要有很好的判断。知道怎么处理事情，这一点很重要。第二是熟悉美国官场的运作。像我们这些人早就知道，自己与美国官场是无缘的。
《环球时报》：那“中国通”的作用表现在哪里呢？
裴敏欣：美国是一个多元政治体系。政治需要专业知识来支撑。但是，政治更多的是政治势力角力的反映。影响美国中国政策的不全是“中国通”。“中国通”只是一支很小的力量，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最大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其次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三是美国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团体，劳工、人权、商界、军工。还有就是涉及中美关系的第三者力量，比如，中国台湾、印度等。
《环球时报》：在这种情况下，像您这样的华人学者的角色定位是怎样的呢？
裴敏欣：扮演一个公正的评论家。对中国威胁论，我一直是不以为然的。中国国内有许多挑战，不可能对世界有威胁。我一直都在讲，中国成功不是威胁，中国失败才是威胁。这与美国右派格格不入。另一方面，我对国内改革中出现的许多脱节现象，也是批评的，尽量保持一个公正的姿态。最好的角色是：谁都不认为你是他的朋友。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一种可信度，凭良心讲话。一旦学者失去了诚信，他就完了。
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的可能性不大
《环球时报》：您到美国已经24年了。您认为，在美国舆论界，华人学者的声音有没有变化呢？
裴敏欣：刚到美国时，美国并没有中国背景的分析家，第一批中国研究的华人学者就是在我们这一批。现在多起来了。更可喜的是，中国国内学者也成了西方媒体采访的对象。王缉思、金灿荣、沈丁立等知名学者也常常见诸西方媒体。
《环球时报》：如此看来，美国媒体的确是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国的声音了？
裴敏欣：这可以分为几种情况。美国大报纸分评论版和新闻版。新闻版上，中国声音相对变强了。美国媒体也希望了解中国背景，寻找答案。但是，在评论版上，听到中国的声音却很难。我曾统计过，2004—2005年，《纽约时报》只有11篇评论与中国有关，《华盛顿邮报》大概只有8篇，《华尔街日报》只有6篇，《国际先驱论坛报》多一些，也只有40多篇。但是，美国报纸的评论版影响很大，尤其是那些专栏作家。在电视里，22分钟的电视新闻，有5分钟是国际新闻就算多了，但这其中4分钟是伊拉克，中国在美国人的视野里还是非常小的，因为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不过，必须要说的是，美国精英对中国的了解是越来越多。因为美国精英都看报。所以，美国报纸驻华记者数量都比10年前要增加一两倍，《纽约时报》尤其是这样。
《环球时报》：这是否也折射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裴敏欣：毫无疑问。最近，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奥巴马也讲，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中美关系。我更想说的是，美国媒体对世界的报道中，对中国投入了更多的资源，中国变得更加举足轻重。
《环球时报》：但也有人说，中美关系这几年非常平静。但这平静的中美关系是否潜藏着危机呢？
裴敏欣：我必须谈到几点大的变化。一是中美经济社会文化的融合程度和以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两国互相之间的了解和认识也比以前要好。第二，两国内部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上世纪90年代没有的那种力量：美国出现了呼吁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一类声音，比如，大财阀、商界。以前这种声音是倾向于反对中美友好的。现在却相反，尽管这种声音还非常脆弱。因此，造成美国对华政策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不大。中国也是一样，不少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而奔走的力量也起了稳定作用。这是两大稳定作用。尽管中美关系可能还会由于第三者（比如台湾）发生一些问题，长期看，中美国家利益之间也会有摩擦，中美相对地位变化、结构性矛盾、利益碰撞也会越来越大。但是，中美关系不会像以前那么脆弱。双方领导人都认识到中美关系恶化，如冷战，对中美两国都没有任何好处。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的可能性不大。
《环球时报》：现在有人已经开始预测2035年的中美关系了。
裴敏欣：2035年的事，很难预测。这里有几大变数，一是美国会不会一直陷在伊拉克战争里，美国会做怎样的战略调整；二是中国能否高速发展下去，还有28 年的时间，很难讲，说不定经济周期都有三四个了。三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但是，有一点可以讲，如果说目前所有情况都保持不变，2035年应该会出现一个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两国在利益摩擦上可以控制，在全球问题上的摩擦却会越来越大。因此，如果那样的话，传统上说的“霸权更替”理论就会被彻底地打破了。
《环球时报》：最后一个问题，为了保持中美关系持续的稳定发展，作为评论者，需要把握什么呢？
裴敏欣：不管短期或长期目标如何，作为一个评论者，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住两个指南针，一个是专业指南针，用专业掌握所有隧道的信息，进行最负责的评论；二是中美之间一定要有一种反映和表达社会正义、国际正义的道德指南。未来中美关系越发展，越需要这种全球正义或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