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面临历史新机遇

随着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的不断增长，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大量增加、全球气候日益变暖，威胁着整个人类乃至我们这个星球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为解决气候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将对包括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在内的能源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将于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召开，国际社会对本次哥本哈根会议寄予厚望，期待各国能够达成一个继《京都议定书》之后的事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的议定书。中国与美国同为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美两国加强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共同参与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有助于促成哥本哈根会议新议定书的达成，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分析和探讨奥巴马能源及气候变化新政对中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本刊记者采访了4位专家，他们分别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William Chandler，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崔成，美国东西方中心研究部资深研究员张中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周琪。4位专家分别结合各自研究的重点，就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的机遇、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对哥本哈根会议新议定书达成的推动意义、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的互补性和如何取得双赢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美应对气候问题的合作面临历史机遇

●两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紧迫性取得共识
●两国领导人对应对气候变化都高度重视
●从互相指责转变为积极合作
●清洁能源产业可能成为新繁荣周期的核心产业

本刊记者：请您谈谈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的合作取得了哪些进展，在奥巴马总统上任后面临怎样的历史新机遇？

William Chandler：美中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的历史机遇形成于这样一种背景下：充满活力的美国新领导层的形成以及中国意识到气候变化问题是对自身未来发展的严重威胁。同时，两国相关专家和政府官员的辛勤工作，使得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成为现实。
经过为期两年非公开的气候变化问题二轨对话①，美国和中国政府都表示愿意讨论在两国政府间建立前所未有的关于气候变化双边协议的可能性。由于美中两国都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为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两国都越来越愿意贡献财力和人力并作出相关外交努力。

周琪：美国是世界上能源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包括开发新能源、提高能效和减少排放，是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总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基点在于，他并不是孤立地和消极地看待同气候变化问题的斗争，并没有把应对措施当作纯粹的“支出”。相反，他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与振兴美国经济的工作是一致的，对清洁能源的开发将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这其实也是奥巴马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是否切实可行的关键。事实上，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也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为新的繁荣周期寻找核心产业是未来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任务，而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产业群有可能承担此任。这就是说，清洁能源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围绕清洁能源所形成的产业群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繁荣的支柱。如果发展清洁能源确实能对未来各国经济发展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就具有了超出应对气候变化本身的重大意义。

张中祥：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经历了从过去互指对方为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元凶，到现在双方积极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这种转变是非常振奋人心的。说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临历史新机遇，一点都不为过。
从美国方面来讲，奥巴马不仅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在高呼“求变”的黑人总统，更是第一位就职以后就把推动清洁能源作为彻底解决能源危机和全球变暖问题的主打政纲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望通过此举，短期刺激美国经济“绿色复苏”，长期提高美国在低碳能源技术上的竞争力，使美国的国力长久不衰。另外，美国参众两院现都由民主党把持，尤其是今年7月7日以来，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席位自过去30年来首次达到60席，从而取得了在参议院的明显优势。这为奥巴马总统推动的议程，包括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议题能在参众两院顺利通过，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中国方面，中国政府已认识到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产生的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把科学发展、构建节约型和谐社会作为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摒弃唯GDP论，更注重发展方式、发展质量，并把节能减排作为对国人的承诺纳入“十一五”规划。中国政府已高度意识到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摆脱资源瓶颈、环境破坏和履行未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承诺的必由之路。
另外，科学家多年来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灾难的呼吁与警告、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参与制作的环保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所带动的全球对此问题的广泛关注，都促使中美这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加重视，在这一领域积极寻求合作。事实上，如何减缓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广泛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影响已经被列入中、美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最高领导层的重要议事日程。因为应对气候变化短期内被认为是一种成本、投入，因此，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意愿至关重要。现任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对应对气候变化都高度重视，的确为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崔成：中美两国是位居世界前两位的能源消费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加强合作，目前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拥有世界最先进技术、强大的人才及金融实力的美国，与技术相对落后，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且面临巨大能源和环境压力的中国，在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投资、技术、市场、贸易等诸多领域都存在着良好的合作前景。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加强合作，不仅对中美两国的技术进步、能源安全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将产生重大影响，也必将在促进全球的应对气候变化技术进步、提高地区能源安全水平以及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奥巴马政府政策取向对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影响

●美国的参与得到国际社会整体重视
●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将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促进全球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投资和贸易市场的形成
●让人们看到了漫漫谈判隧道尽头的一缕光亮

本刊记者：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致力于推动新能源的发展，并对气候变化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您认为美国政府的这些变化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将产生哪些积极影响？

William Chandler：由于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对科技的重要性和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与历届美国总统相比有更深的认识和理解，美国将会就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采取更加进取的行动。
奥巴马总统已经表示他将支持进行中的国内气候立法工作，并愿意同其他国家一道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成功的协议。然而，单凭总统本人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国会。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通过了气候法案②，但参议院还没有通过这一法案。如果哥本哈根会议能够达成一项新协议，那么参议院最终将会批准所达成的协议。

周琪：在布什总统执政的八年中，美国政府一直拒绝承认存在着紧迫的气候问题，而是把全球变暖说成一个愚蠢的和误导人的神话，因而始终采取同其欧洲盟国背道而驰的立场，顽固地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奥巴马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竞选胜利两周之后就明确表示，“拖延不再是政策选择，否定不再是可接受的反应”，“我的总统任期将标志着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担当领导的新篇章”。奥巴马的这番表态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的欧洲盟国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被看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布什时期的结束和奥巴马时期的开始。
在奥巴马执政之前，由于没有美国的参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难以形成统一的立场，而这样一个重大的议题，如果缺少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和温室气体排放最严重的国家——美国的参与，是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整体的重视的。美国政府立场的改变加重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分量，正在使其变成一个涉及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中心议题，大国也开始围绕关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规则的制定展开博弈。可以说，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的变化，既是国际舆论变化的结果，也是国际共识最终形成的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加速了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趋向：一国是否认真对待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衡量它是否“政治正确”的标准之一。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就可以获得良好的国际形象，被认为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如果漠视这一问题，就会大大削弱自己的国际形象。

崔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美国的能源消费量是欧盟和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如果美国不改变其目前的消费模式和发展模式，则很难要求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奥巴马政府的新能源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虽然仍趋于保守，但是对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将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只有美国率先转变发展方式，才能通过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在发展模式、资金和技术等多个方面带动其他国家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其二，将促进全球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开发技术的进步，并推动更广泛的全球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投资和贸易市场的形成；其三，将通过标准、政策和金融等综合手段，推动全球节能技术和能源利用设备制造技术的进步，以实现全球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转型；其四，美国将依托其巨大的碳交易需求，加速全球统一的碳交易市场的最终形成。但是，美国目前的这些变化尚不足以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应对气候变化新协议的达成，也不能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产生实质性影响，美国仍需加速转变进程，并进一步强化自己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美国清洁能源法案》中到202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17%的承诺，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远远低于巴厘路线图中25%40%的减排承诺要求，甚至低于《京都议定书》中第一阶段的减排目标；《法案》要求到2020年电力部门至少有12％的发电量来自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与欧盟的20％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即使与我国2007年8月发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15%的目标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的减排行动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和微调层面。

张中祥：在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美国一直拒绝为本国设立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有了积极的转变。奥巴马强调美国和世界应全面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并提出了2020年和2050年美国的减排目标，表明要通过大力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短期刺激美国经济“绿色复苏”，长期引领美国向低碳经济迈进。正是奥巴马的这些举动，打消了各界对其是否会实现竞选承诺的怀疑，同时为自己和美国赢得了信誉和尊重。可以说，如果没有奥巴马政府态度的转变和积极推动，美国众议院不可能于日前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任何对美国政体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同样，也不可能有八国集团领导人于最近在意大利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上首次确认全球平均气温升幅不应超过工业化前2摄氏度这样的积极进展。此前，尽管科学家们警告说，如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不力而导致全球气温升幅超过2摄氏度，将会引发严重的环境灾难，欧盟也把这一指标列入自己的气候变化控制目标之内并呼吁其他国家也接受这一指标，但八国集团中欧盟之外的成员国，像美国、日本、加拿大和俄罗斯都不愿意接受这一指标。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在减排问题上由抵触转向合作，才有了今天大家对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的期待。
当然，美国提出的中期减排目标还不够高，以2005年而不是以《京都议定书》确定的1990年作为基准年份来测量减排目标，表明美国和日本企图对自己过去多年减排不力“既往不咎”。这些分歧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但毕竟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实质性的立场转变，让人们看到了漫漫谈判隧道尽头的一缕光亮。
与此同时，美国提出发展中大国，像中国和印度，应采取更严厉的减排行动，无疑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我认为，中国一方面不应迫于压力被迫接受自己力所不及的目标，另一方面应充分面对挑战，加快现在的节能减排步伐。尽管中美两国同样面临能源安全问题和环境压力，但中国的环境压力更大，在某些方面，中国应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事实上，在一些公共政策问题上，比如环境问题，适当的外界压力是有益的。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本来可以不像现在这样得到世人如此关注。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署在其发表的《2003年国际能源展望》报告中，根据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取得的节能进步，预测中国由能源消费产生的CO2排放量到2030年也赶不上美国。但是中国自2001年以来用能增速之快，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2000－200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1980－2000年大致相同，但年均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为9.74%，是1980－2000年平均4.25%的两倍多。这样一来，中国能源消费产生的CO2排放在2007年已超过美国，而不是几年前预测的要到2030年以后。这个结果主要还是在于中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高能耗产品，但同时却没有有效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发展，与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执行不力也有关。但美国也难逃其责。如果美国不撤出《京都议定书》，美国必定会像现在这样为保护自己的企业竞争力而向中国施压。面对这样的压力，中国也会对其能源消费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更加警觉，排放量的增速也就不可能像现在实际上升的那么快。这就是我说的美国难免其责的原因和有适当外界压力的益处。当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对中国提出的任何不合理要求，中国应一概拒绝。

中美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对
哥本哈根会议达成新议定书的推动作用

●能够为扩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做出表率
●有助于促进新议定书的达成
●有助于减缓双方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
●对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达成共识是关键

本刊记者：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加强合作、建立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对于哥本哈根会议新议定书的达成将发挥哪些推动作用？

William Chandler：我们希望美中两国的合作能够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取得成果。许多国家希望中国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树立榜样，同时，人们希望美中两国的合作能够为扩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做出表率。美中双边协议的达成将向发展中国家表明美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切，也表明中国认可美国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所作出的承诺。同时，双边协议的达成可以激发信心和相互之间的信任，这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至关重要。

周琪：可以预料，新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议定书不同于《京都议定书》的一个重要方面将是，它将不仅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对气候变化的责任，而且要求发展中国家也承担一定的责任。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两个国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它们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中有很大的代表性，如果中美之间在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上能够达成共识，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共识和达成妥协会起到促进作用。

张中祥：中美两国占全球温室气体年排放量的40%以上，但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非常不同的视角。如果这两个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能够“处理好”这些不同的视角，通过建立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开展务实性合作，无疑有助于促进哥本哈根会议新议定书的达成。我之所以用“处理好”而不是用“解决”，是因为这些问题并不是双边合作就能解决的。双边合作更多是技术层面的，为更广泛的国际协议寻求共同点，为达成国际协议铺路。即使涉及标准制定、规章和法律，双方合作也仅限于美方如何利用其在这些方面积累的经验和优势，帮助中国更好地实施和完善现有的标准、规章和法律，而不是要求中国实施达到美国水准的标准、规章和法律。
中国当然可以通过对一些重大议题的妥协，与美国达成美国和许多发达国家期待已久的双边协议，这当然也有助于多边协议的达成。但我认为，中国这样做是不明智的。以中美对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为例，许多评论认为美国的要价太高，中国的让步太多。但双边谈判，美方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中国最终接受了美方对农产品和市场开放等过高的要价。中国这样做仍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加入WTO是责任和利益并存，同时中国以后可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但气候变化问题不同，承担减排短期内更多还被视为一种成本。中国已是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且中国未来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使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减排努力相形见绌。不管是否愿意，中国必须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妥协、让步。但我认为，中国的妥协、让步应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框架下，这样做中国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中国的妥协、让步可与发展中国家合力撬动发达国家更严厉的减排承诺和对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资金及能力建设上更实质性的支持。

崔成：我认为，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加强合作并建立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只是在能源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双边合作，并不涉及双方的减排目标等重大原则性问题，因此，双方的合作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并无直接关系，也不能帮助缩小两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分歧，但这种双边合作有助于在实际活动中减缓双方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
美国承诺的到2020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17%的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比《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第一阶段减排目标还要低，这是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减排进程的欧盟国家所不能接受的（英国自己已经提出了43％的减排目标），同样也不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美国目前的态度只能说相对于过去布什政府有所进步，但步伐还远远不够，其目前所确定的减排目标对哥本哈根会议新议定书的达成不但起不到促进作用，反而会起到破坏作用，将使发达国家在2020年减排目标谈判上进一步分裂，同时也会造成日本、加拿大等伞形国家集团③成员的追随（日本此前提出的2020年减排目标就与美国比较相近）。如果哥本哈根会议所确定的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与《京都议定书》中的第一阶段减排目标相比还要有一定程度的退步的话，这样的减排协议还有什么意义？

中美参加全球温室气体
减排协议的公平框架

●承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实行有区别的“碳排放”标准
●尊重对方，明确合作机制和旗舰项目
●严格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不弱化和模糊“历史责任”与“减排能力”的差别

本刊记者：中美两国国情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相同的责任和义务既不公平也不现实。中美两国应在合作中承认差异，在相互理解和信任中发展合作关系。您对中美两国在参加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协议过程中建立一个公平的框架有哪些建议？

William Chandler：中国与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诉求和责任有很多不同之处。为了避免气候变化带来严重后果，两国都必须为温室气体的减排而作出努力。如果美中两国不为此采取行动，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采取的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将远远不足以防范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所面临的气候灾难。美国应当与中国一道达成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这一协议不仅设立能源与排放目标，而且要构建一个有助于两国实现目标的合作框架。
美国可以要求中国制定保证一个至少在短期内能够运行的、具有挑战性的减排目标，但不一定限定其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中国可以实行强制性政策以实现这一目标。举例来说，中国可以设定一个目标：到2025年将能源需求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弹性降低到0.5，届时绝对排放量将可以减少30%。中国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可以包括制定各种行业标准、更严格的燃油经济性标准、新建筑物的能效要求、新建发电装置的污染排放标准等。
作为回应，美国可以为中国提供参与国际“补偿”计划的机会，并且可以减少或避免因隐性能源进口也就是中国制造业产生的排放量造成的贸易摩擦，美国应当与中国一道制定相关激励措施并消除投资藩篱，以便更广泛和更迅速地部署清洁技术。

周琪：我对中美两国在参加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协议过程中建立公平框架有三条基本建议。
1）建立公平框架的前提是要承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美国政府事实上已经正式或非正式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国务卿克林顿夫人曾表示，“我们需要停止相互指责，把注意力放在我们两个主要国家一起进行有成效的合作来解决这一问题上。”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指出，在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政府已经改变以往的态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不同的要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其首要任务是减排，确切地说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首要任务是提高能效。这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和对能源需求迅速加大的情况下，它们首先要通过提高能效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量，到若干年后再过渡到要求它们减少排放总量。
2）如果承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就不能实行统一的“碳排放”标准和制度，因为这样的制度恰恰否认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区别。发达国家有更高的能效，有更低的排放率，不可能也不应要求发展中国家立即采用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标准。
3) 为了帮助中国企业尽快地提高能效和减少排放，美国政府应采取措施促进美国私营公司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同时中美应在发展清洁能源方面进行积极的合作，这会使双方都从中受益。

张中祥：中美双边合作协议应设立一个大的目标，明确合作机制和双方如何共同努力朝这个目标迈进。双边合作框架应侧重在尊重对方这个大原则下，促使双方从一般的信息交流到开展实质性的合作。框架应突出引人注目的倡议和旗舰项目。
美国的先进技术大都掌握在私营企业手里，这些企业不太乐意以优惠价格转让。中国长期以来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策略，为外资提供超国民待遇，以期外资能把他们的高精尖技术投放到中国。这种政策短期执行尚可，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执行这一政策，导致绝大多数开放的行业都为外资所掌控，中国的民族产业在跨国公司竞争下发展缓慢。究其原因，市场就是企业角斗的平台，谁占领了市场谁就赢得了竞争。中国丢掉了自己的市场，民族产业当然就失去了成长空间。因此，我认为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必须调整。这里我不是在提倡狭隘地支持国货，而是想强调自主创新、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重要性。按照这个思路回到中美双边合作议题上，我认为双方应共同开发一些双方都急需、共同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比如先进的碳捕集和储存技术，这样中国可避免花很大代价引进没有一点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崔成：目前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协议的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并没有放弃过去的一贯立场，在对待中国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美国两党的立场也始终保持一致，即促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承担减排或限排义务的最终目标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实现目标的方式而已。奥巴马政府仍然是竭尽所能诱使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参与美国主导的减排框架，但已进行战术调整，即试图弱化、模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责任”与“减排能力”等方面的差别。尽管美国代表团表现的姿态较为积极，但其提出将各国分成三个等级以及各等级应区别对待的建议已经充分反映了其基本立场，即在为自己确定退化的减排目标的同时，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以某种方式承担减排义务。
如果希望建立一个公平的框架，就必须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严格按照巴厘路线图中的要求，发达国家采取2020年比1990年减排25%40%的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下开展适当的国内减排行动。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如果发达国家真有减排诚意的话，也可采用比例可比原则，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一国家到2020年，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总体减排40%，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非附件一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国家）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这既能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也符合美国要求新兴经济体国家承担一定限排义务的要求，是一个双赢的公平框架。发展中国家目前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还很低，要求发展中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长显然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另外，基于能源消费的公平准则，如果中国能够在2025年左右以发达国家的最低能耗标准（人均4吨油当量）完成工业化的话，美国则必须将其人均能耗水平降低到欧盟目前的平均水平之下，才可以被认为是相对公平的减排方式。

中美气候变化问题合作双赢的关键

●共同研究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全球气候协议
●换位思考，尊重和顾及对方的关切
●分享清洁能源方面的信息、最佳做法和经验
●在能效、可再生能源、碳捕集与储存等技术合作领域取得突破

本刊记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您认为应在哪些领域进行重点突破？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强合作取得双赢的关键是什么？

William Chandler：美中两国参与气候问题二轨对话的政府官员和专家们在三个优先合作领域达成了共识：加快部署现有的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取得“速胜”；联合发展低碳汽车，改造燃煤电厂；双方共同研究美中两国都能够接受的全球气候协议。
美中两国联合建立研发中心④标志着两国在加快清洁能源技术的推广和部署方面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分享清洁能源方面的信息、最佳做法和经验还可以帮助美中两国尽快实施最有效的清洁技术。除了技术合作，美国可以以提供能力建设的形式帮助中国改进监测和执行机制，并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张中祥：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潜力巨大。另外，中美两国在技术开发方面各有所长。因此，两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的确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美两国分别是世界上石油进口量第三大和最大的国家，都面临着降低对石油的依赖、大力发展和使用清洁能源的挑战；中美两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煤炭生产和消费国，发电用煤都占了各自煤炭年消费总量的一半左右，双方都有大力发展清洁煤技术、进一步提高煤电厂发电效率、开展碳捕集和储存技术的研发和试点的强烈需求。另外，作为世界上两个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国家，双方都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如果通过双方合作，能有更多的清洁能源和技术在中国使用，必将减少中国对油气资源的依赖，这不仅有助于稳定世界石油价格，使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降低石油进口开支，同时也将降低中美双方在争夺油源方面可能发生的冲突。
我认为，清洁煤技术，尤其是碳捕集和储存（CCS）技术应该是双方共同努力重点突破的领域。只有CCS技术取得突破并实现商业化，减排成本才能大大降低，中美这两个发电用煤大国，尤其对煤炭资源丰富、煤炭在未来数十年仍将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的中国来说，才可以放心承诺减排。中美双方应在CCS技术上开展试点项目，利用中国制造水平高、制造和其他成本低的优势，双方合作把美方现有的、先进的CCS技术拿到中国做商业化规模的试点。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合作模式，因为这种合作对双方都有利。合作双方应换位思考，应尊重和顾及对方的关切，不要对对方提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有些棘手的问题，不宜在双边合作中讨论，还是放到多边谈判和国际谈判中为好。

崔成：客观地讲，两国在从能源上游到中下游均存在互补性。作为强势的一方，合作的关键在美方的态度，但是想让美方放弃地缘政治思维目前恐怕很不现实。中美两国开展合作的突破口还是在技术合作领域，包括洁净煤、高效发电、提高能效以及可再生能源与核能等诸多方面，这些领域双方的互补性很强，美方具有技术和管理优势，中方具有市场优势，非零和博弈色彩比较明显。尽管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高技术出口限制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的分歧，但这些分歧并不能妨碍双方在上述领域开展互利合作。取得双赢的关键是双方均应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开展对话与合作，并充分利用好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等平台，进一步加强交流与沟通，增进理解与互信。本着减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而不是战略博弈的目标开展双边合作，就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作为发展中大国，近年来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将节能减排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中，采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为温室气体减排和减缓气候变化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为发展中国家作出了表率。我们希望中美两国切实抓住历史性机遇，深入开展务实合作，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方面，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