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南华早报》
为什么一些国家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今年夏天，美国经济学家巴里•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道格拉斯•厄文(Douglas Irwin)发表了一篇关于大萧条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的文章，引人深思。作者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国家诉诸贸易保护的可能性与它们无法通过汇率机制调整有莫大关系。关税贸易壁垒的提高这一贸易保护主义形式与汇率机制的关联尤其突出。
在20世纪20年代及1929年金融危机开始之初，一些国家要么放弃了金本位制，或选择将其货币以远低于战前平价的水平和黄金挂钩。
随后，这些国家都经历了贸易差额的迅速改善，并在全球收缩中受到较小冲击。
但是其他国家，尤其美国，则大大限制了自己调整货币的能力。鉴于美国十年来累积下来的巨大的黄金储备，华盛顿对任何看似非正统的货币政策都没有兴趣。这一现象直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一对黄金持怀疑态度的总统主政后才有所改变。
较少受货币制约的国家掌握了调整的主动权，而美国和其他不愿或无法进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国家就首当其冲地遭受了经济萧条的冲击。据作者分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等国家最有可能采用“次优”的关税壁垒调整机制。
作者写道，“许多金本位的国家丧失了货币贬值的灵活性，从而转向了贸易限制，寄希望于用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促进国内产业发展，减少失业。因此，20世纪30年代的保护主义盛行与其说是特殊利益政治的胜利，还不如说它们是次优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这一论断并不奇怪。在一个全球需求收缩的世界，决策者们关心的不仅是如何刺激国内需求，他们也思考如何能尽可能的使本国挣得外国净需求更大的份额。最简单的措施是重新调整货币。但对于不能调整其货币的国家来说，决策者将面临压力寻找其他的替代办法。
这与当前的全球需求危机有什么关系呢？恐怕关系很大。多数分析师相信美元是被高估了，并认为，要使美国贸易重新调整到可持续的平衡状态，将涉及美元对其他贸易伙伴的货币贬值。
大多数分析家认为，美元对亚洲货币的调整余地最大。但不幸的是，美元对亚洲货币要做到充分调整，困难重重，简直不可能发生。按埃肯格林和厄文的说法，美国和欧洲都面临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无法参与竞争性贬值的各种制约因素。
由于最好的政策选择——即货币贬值——不可采用，美欧也许将被迫选择次优政策：关税和其他贸易保护形式。
众所周知，直接和间接形式的贸易保护泛滥的世界情况会更糟糕，复苏只会更慢，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其实也很清楚，国际贸易的崩溃将是一场灾难，只会加剧危机。
但是，为了寻求保护自身的贸易立场，众多国家仍然集体性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导致自身经济进一步恶化。
看来，我们将再次犯下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