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一年以后

到本月为止，距离伊朗强硬派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充满争议的连任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而此人亲手镇压的则是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起义运动。尽管当局逐步用武力遏制住了反对派“绿色运动”的势头，但伊朗国内的深层次矛盾还远未弥合——这既包括了政治精英之间的分歧，也包含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裂。

在选举后所发生的一切留下了许多伤痕，而其中之一就是伊朗作为“伊斯兰共和国”的理念。正如已故大阿亚图拉阿里•蒙塔泽里所说，这个政权对其民众的残暴行径已经使之陷入了“既违反了伊斯兰教义，也不像个共和国”的境地。

而另一个受损的则是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作为最高领袖的合法性。哈梅内伊用了20年时间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公正而仁慈的领袖，但他对内贾德的公然支持却暴露出此人只不过是一个卑鄙的派系独裁者。去年夏天的街头抗议中涌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口号，其中就包括了人们狂风暴雨般的呼声：“哈梅内伊是个凶手，他的统治是非法的!”

在哈梅内伊的领导下，权力暴发户式的革命卫队，强硬派神职人员以及盲从的巴斯基民兵组织三者所形成的邪恶联盟逐渐把持了国家权力。虽然自称精神领袖，但哈梅内伊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附于革命卫队，尽管圣城库姆的高级神职人员对其统治的反抗令他感到忧心，但来自革命卫队内部的反对声音才是这位最高精神领袖的致命伤。

而尽管伊朗政府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及其特有的管理不善问题，但绿色革命运动（表面上是由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和迈赫迪•卡鲁比所领导的）也面临着一连串重大障碍。他们的智囊团成员要么被关进大牢，变相软禁，要么被禁止自由交流，同时还缺乏有效的组织和行动战略。

在去年的抗议中，绿色运动表现出来的草根本质最初被认为是一个优势，因为人们认为这类运动是很难被轻易扼杀的。 “三十年前，伊朗人民好比是羊群，而哈梅内伊就是他们的牧羊人，”一位著名伊朗民主运动分子对我说。“但今天，再也没什么牧羊人，我们也不再是一群羊了。”

但是人多势众的穆萨维和卡鲁比却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过度依赖的街头抗议模式受到了错误的引导。他们那些勇敢的支持者们节制忍让，奉行非暴力抵抗，却没有意识到当局为了维护权力是不惜动用武力来血腥镇压的。

而如果绿色运动要对当局形成真正挑战的话，它就必须赢得小商人、关键工业部门的工人、运输工会以及政府职员的支持，因为这些团体的持续抵抗将会导致国内经济的停滞。但这只是个奢望，伊朗的劳工团体虽然对政府不满，但也和绿色运动一样缺乏有效的组织。

此外，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在从前伊斯兰革命中夸下的海口以及过激行为中得到了教训，穆萨维和卡鲁比似乎并不急于让国家发生某种剧变。相反，他们采用了一种渐进式的办法，希望能找到诸如神职人员以及革命卫队这些既得利益阶层中的反叛者，并将其拉拢和招募到绿色运动当中去。

然而这一深思熟虑的方案却因为美国、欧洲、特别是以色列对伊朗的核野心所产生的紧迫感而变得复杂化了。虽然像美国这样的国外势力对伊朗国内政治改革的影响十分有限，但是在制定对伊政策这个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仍然面临着两个根本挑战：

首先，如果有一个政权将反美作为自己立国之本的话，你又如何能与之达成和解呢？尽管大部分伊朗民众愿意与美国修好，但对于伊朗国内的强硬派来说，对美国的仇恨已经成为了伊斯兰共和国定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影响力巨大的宪法监护委员会主席阿亚图拉艾哈迈德•詹纳提所说：“如果亲美势力在伊朗国内当权，那我们就一无所有了。毕竟反美主义是我们这个伊斯兰国家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其二，如何在支持伊朗人权和民主的同时却不会影响到反对派的独立性。由于绿色运动内部的多元化成分和分歧，在究竟哪一条美国对伊政策才最有效这个问题上还未达成一致的共识。不过，有一点似乎是被公认的，那就是美国首先应避免军事干涉伊朗，其次要谴责伊斯兰共和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在道义上与伊朗人民站在同一阵线上。但是在诸如有针对性的制裁的潜在影响等一系列更具争议性的问题上，我们还缺乏应有的共识。

据闻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一任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曾说，1979年革命的真正领袖并不是霍梅尼，而是当时的国王，因为正是他迫使各种群体最终联合起来一致反对他。而今类似的情况又重现了：最能激发反对派力量的人并不是穆萨维和卡鲁比，而是内贾德和哈梅内伊。

政府的镇压与恐吓虽然能够暂时延缓历史的脚步，但终将为潮流的车轮所碾碎。不管短期内绿色运动如何发展，成千上万的勇敢的伊朗人民已经在去年夏天向全世界证明，他们国家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追求民主之路，而今真正的时机，已经近在眼前了。

卡利姆•萨迪加布(Karim Sadjadpour)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

转载自 Project Syndicate，邹痴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