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在坎坷中前行

 

2011年，中国将遭遇来自国内外的大量挑战，对此，最乐观的事情可能在于——由于中国现在所陷入的国内经济困境和对外政策失误大部分归结于自身，所以中国领导人处于调整政策减少损害的最佳位置。然而，纠正政策错误并非唯一途径，何况在权力交接前进行政治活动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在国内，最关键的问题无疑是愈演愈烈的通胀问题。中国在过去的10年里实行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发行大量人民币）和持续的金融抑制政策（保持实际储蓄率为负并人为地压低贷款率），这一政策组合为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提供了大量可用资金，从而使经济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但也不可避免的导致物价上涨和资产泡沫化（在中国主要是城市的房产泡沫）。

 

抑制通胀不仅需要使用短期措施，例如提高利率和使人民币升值，也需要长远的解决办法——关键在于金融自由化、财政改革和私有化。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反而变得更缺乏自由：国有企业能轻而易举地获得信贷，能凭借政府的保护而免受来自外企和私企的市场竞争，目前，国企垄断了中国经济的关键部门，如金融、银行、能源、电信、自然资源、钢铁和汽车行业，与此同时，充满活力的私企却置身于日益恶化的商业环境中。

 

此外，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相互勾结，最大限度地从房地产市场中攫取利润，在现行的分税制下，中国各省以及直辖市有近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源于出卖土地所得，换句话说，高房价是现行财政体制的必然结果，因为高房价相当于是变相征税，而让普通老百姓也买得起房就意味要实行减税政策。

 

不幸的是，解决中国经济失衡和通胀问题所要求的结构性改革，从政治角度看，其在2011年是不可能被实施的。因为改革将损害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对即将到来的中央换届选举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在中国表面的经济形势良好和权力交接尚未开始的情况下，结构性改革注定极为困难，而就现阶段而言，改革更是不可能发生。

 

因此，展望中国经济前景，我们所能料想到的最好结果就是：一方面对经济进行“门面粉饰”，另一方面实施短期的政策应对措施。意识到通胀的致命危险，中国领导人将使用其手中所掌握的所有政策工具：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加息，实行价格管制，限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信贷配给。这些措施短期内将发挥作用，但不会彻底根治中国经济的潜在弊病。此外，中国政府也应当心经济硬着陆：以上的短期措施都将放缓经济增长，而一旦政府在忙乱不迭中实施这些政策，那么中国经济将面临一个不稳定的硬着陆。

 

较之给国内经济进行降温，修复中国与美国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显得更为困难。尚不清楚中国领导人是否真正意识到其所作所为对他们的外交关系造成了多大损害以及造成这些损害的原因。中国在2010年国际上的行为不单单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误，而是一系列武断而傲慢的行为，这些行为使得中国声称的“和平发展”不再可信。中国的外交政策在2010年的灾难反映了一种新的思维，一种结合着嚣张气焰（我们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误判（美国正在衰落，不能对中国怎么样）和对自由秩序新的敌视（西方民主对中国政治体制构成了外在威胁）。改变这种思维明显需要时间，需要通过实践来证明这种思维将威胁到中国自身的利益。

 

不过，好在中国也奉行实用主义，现在已开始了亡羊补牢，而2011年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稳定中美关系。1月底，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奠定了基调，虽未达成长期结果，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安抚美国的焦虑。例如，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趋势将会持续下去，尽管中方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步伐（名义上大约为5%到6%之间，考虑到中国通胀因素，实际上要更高些）；在其他双边经济问题上，如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问题，中国可能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而一些企业做出的具体让步可能反映出中国愿意回应美国的抱怨。

 

在安全问题上，中国也愿意对其麻烦不断的邻邦北朝鲜施加更大压力，从而使得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可以受到控制，使北朝鲜重新回归六方会谈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然而，最近平壤在其浓缩铀计划取得的巨大进展可能会促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选择。此外，随着中国在军事现代化上的快速发展，美国将认为中国新的军备力量是针对美国，是对美国军队在维持东亚和平能力的否认，中国政府很难减轻美国的这种怀疑。显然，没人期望中国暂停它的军事防御现代化。但是这需要中国与美国军队保持一个更为开放的沟通渠道并采取具体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例如签署海上事故协议）。奥巴马政府，尤其是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督促中国与美国在军事交流方面采取更积极地姿态，今年在这一方面可能将取得一些不小的进展。

 

对中国而言，更为困难的是如何修复与日本的关系。2010年，中国就中国捕捞渔船船长被捕一事对日本政府进行了指责，因此要挽回日本精英和公众对中国的好感，中国所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就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至少可以让有关媒体减少反日言论，停止发送捕鱼船只和军事舰艇到有争议的海域，从而避免不必要的事件发生以及恢复政府间的高级别对话。为了解冻中日关系，以上这些措施只是最低要求。

 

对中国来说，来自亚洲的第二个挑战是消减其东南亚邻国的不安。去年，中国宣布南中国海的归属问题关乎其核心利益后，吓坏了中国过去20年里苦心经营的“友邦集团”。为了重获他们的信任，中国需要就南中国海问题的争议采取新的策略，中国必须停止“南中国海涉及其核心利益”的说法；此外，中国在西南部建立大坝将导致湄公河水位的大幅下降，这也是其邻国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

 

很难知晓中国领导人是否将重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提上紧急日程，但如果中国领导人这样做了，并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措施，那么中国也将在颠簸中前行——虽则颠簸，但至少比2010年大为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