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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革命凸显美国领导力下降

现今,北非、中东的茉莉花革命之火风起云涌。长期被排斥于经济分享和政治表达的正式途径之外的沉默大多数,在茉莉花革命中相互影响,大声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从而开始了寻求民主变革的趋势,尽管这种变革未必能最终解决他们面临的各种紧迫问题。作者认为今天北非和中东独裁者的多米诺骨牌的倒下,非但不能归为外部力量的贪天之功,相反是美国领导力下降的标志。

作者 琪 陈
由出版
《联合早报》
 on 2011年3月3日

源文件: 《联合早报》

按照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的说法,世界民主政治的成长经历了三波最为壮观的阶段。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里,席卷南欧、非洲、拉美、苏联和东欧,以及东南亚的民主化浪潮,地理范围之广史无前例,被其称为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

亨廷顿或许未尝真切地预知现今在北非、中东风起云涌的茉莉花革命之火,但他确实不无乐观地指出,各国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各有不同,遇到的种种困难也不胜枚举,但迈向民主化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

北非和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激烈的街头抗议,是否会带来这些国家朝向民主政治的普遍转型,成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余波,或成为开启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发端,可能言之尚早。

无论是去国流亡的本·阿里,还是黯然下台的穆巴拉克,都是长期独掌权柄的铁腕人物。但是,在民众压力下,这些铁腕领导一度坚如磐石的统治,其实是如此的孱弱不堪。

执政40年之久的利比亚领导人卡达菲倒是显示了强硬的意志,下令军队对示威者开枪。但镇压非但没有稳定局势,反而令反对者更无退缩余地。上个世纪70年 代,伊朗巴列维国王对街头抗议无情镇压的失败结局表明,更多的流血只会造成更大的国内叛乱和国际孤立,最终将陷入穷途末路。卡达菲上校正面临着如此窘境。

沙特和巴林政府则更为权变。它们匆忙大赦政治犯,并大派建立在石油储备基础上的利润,期冀以此燃眉之急下的举措,来平息民众对分配不公和政治腐败的长期怒火,从而拖延现有政权的生命。

北非和中东仍在发展的形势一再表明,长期被排斥于经济分享和政治表达的正式途径之外的沉默大多数,在茉莉花革命中相互影响,大声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从而开始了寻求民主变革的趋势,尽管这种变革未必能最终解决他们面临的各种紧迫问题。

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意外产物

不少阴谋论者,比如俄罗斯人指出,在北非和中东深陷民主化变革的乱局中,无不隐现美国的战略黑手:美国将一批失势的“独裁者”从昔日的朋友名单中删除,以便安排“人民选出的”新独裁者。

阴谋论者当然有各种现成的依据。比如,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就明确地提出了“帮助”大中东地区实行改革和建立民主制度的大中东计划。而更具理想色彩的奥巴马政府在上台之初,就对大中东地区的独裁者发出了善意的改革建议。

美国向中东穆斯林国家输出民主,以遏制恐怖主义产生的直接属意对象是伊拉克,但其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伊战结束后的政治重建,伴随的是连续不 断的自杀爆炸和政府难产,安全局势和政治生态持续恶化,其民主改造的效果令人失望。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06年巴勒斯坦的首次民主选举中获胜的,竟 然是被美国界定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

因此,对美国而言,突尼斯26岁卖蔬菜水果的大学生小贩布瓦吉吉,自焚所点燃的中东地区的茉莉花革命,是美国中东改造计划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一件没有准备的意外礼物。这可以从奥巴马、拜登、希拉莉等对埃及局势前后不一的表态中尽显无遗。

难以想象,如果埃及政治变局是美国暗中蓄意策划,那埃及变局后美国政府何以表现得那么手足无措和左右失据。可以说,中东国家乱局的根源在其内部,所谓“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

阴谋论者正如许多事后诸葛亮一样,把20世纪后半期的苏东剧变,归功于西方和平演变的成功和自由民主的胜利。这要么是自鸣得意,要么是过于简单化的认知。至少就东欧多米诺骨牌的倒下而言,它是苏联领导力下降的必然产物。

在笔者看来,今天北非和中东独裁者的多米诺骨牌的倒下,非但不能归为外部力量的贪天之功,相反是美国领导力下降的标志。

首先,美国长期所依赖的盟友顷刻之间轰然倒地,丢下的要么是无法收拾的乱局,要么是未必对美国俯首帖耳的新领导人;

其次,中东和北非诸多长期奉行亲美国立场的君主和独裁领导人,如果熬过此劫,虽未必公开与美国离异,但嫌隙已然产生,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将大打折扣;

第三,即便作为长期与美国作对的利比亚领导人,美国对其暴力行为至多是口头谴责和制裁,并无展示领导力的强烈干预之举。

其实,放眼纵观环球,无论是东亚的朝鲜半岛危机,还是中东的政局动荡,都凸显了当今世界应对和管理这些棘手挑战的领导力的阙如。

(本文转载自《联合早报》网。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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