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L'Espresso
Euro, China, and economic crisis毫无疑问，刚刚结束的这一年将因为一个突尼斯街头小贩的自焚而引发的“阿拉伯之春”为人们所铭记。但历史可能证明，另一个不是那么惨痛的场景会更具重要意义。我指的是萨科奇总统在10月末的时候致电胡锦涛主席，请求中国人出钱支持以拯救欧元，美国已经表态他们不会出钱。萨科奇的这个电话象征着大国关系的三个历史性转变：欧洲计划的脆弱和危险、中国的崛起和美国时代开始没落。
有人倾向于将这一系列事件解读为对正常轨道的一次偏离，是巨大的金融危机令美国和欧洲受创尤其严重的结果，但创伤最终将会平复。然而，这种自鸣得意的解释忽视了美国及其盟友在危机中所暴露的深层断裂以及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稳定而令人瞩目的进步。
另一方面，萨科奇电话所象征的权力转移并不是天崩地裂。例如，它并不意味着美国作为世界军事超级强国地位的终结。而且，大国关系的变化不是新鲜事，也不必然就是灾难性冲突的预兆。但萨科奇的电话确实标志着美国和欧洲规划世界事务的能力迅速下降。历史已经一再显示，即使转变是和平的，但它仍会受到抵制、带来误算，并且会引起巨大的紧张。
在这个权力转向中国的历史性转变中，为什么萨科奇致电胡锦涛应当让每个人开始担忧，而这种担忧又从中国人开始？这里有三个具体的原因：
首先，从来没有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崛起如此之快。中国的GDP已经以约10%的速度增长了30年，而之前的新崛起大国需要花一两百年才能完成这样的伟业。由于袭击美国及其传统盟友的金融、债务危机的突然性、严重性和长期性，转变的步伐更为复杂。思维定式、政治和制度的反应会长期滞后于经济的变化。比如，没有一个现成的机制可以让中国帮助欧洲而不致破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权力平衡。
其次，中国自己是对这个转变准备最不充分的国家。历史上第一次，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GDP预计将在若干年后超越美国）将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今天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左右。这意味着中国仍将更多关注其自身的发展而不是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因此，在设定碳排放目标、增加货币可兑换性、银行私有化、救助邻国（尤其是那些富国）等方面，中国所赋予的优先次序将不会如很多人所愿。
第三，价值观冲突的存在。随着所有自由民主大国深陷泥潭、美国不断收缩，而中国这个一党制国家与指令式经济却大获成功，各国应当遵循哪一种模式？而在一个从日本到巴西到拉脱维亚自由民主已经成为标准的世界中，中国如何能够宣称自己为领导者？
国际层面，领导权的真空和价值观的混乱将使得调和争端更加困难，可能诱使最强者铤而走险。在国内，长期以来由华盛顿共识主导的经济政策原则也将受到挑战，包括在中国也是如此，共产党多年来谨慎而稳定地引导着经济转向市场，但随着社会压力和分配不公在中国迅速增加，像在其他许多国家那样，保持改革进程会变得更加困难。
萨科奇向中国请求帮助表明，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之间剧烈经济政策争端也许比大多数人认识到的更为危险。美国和欧洲都是受伤的巨人，他们内部的统一和恢复健康对于保持现有国际秩序——确保和平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甚至连权力钟摆逐渐摆向的中国人也知道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