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外交官》(The Diplomat)
对于2010-2012年间的中美关系，两种说法可基本概括相关论调：一，美国的评论家和意见领袖称中国变得过于自信；二，中国的评论家和意见领袖则称，美国正通过重返亚洲战略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
目前，两派仍就各自观点激烈争论。但最近，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北京大学的王缉思合作撰写的报告，似乎为此议题盖棺定了论。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召开之际，却是平添了更为负面的氛围。
该报告逻辑在于，“如果两国领导层怀有信心，相信他们能够准确地理解对方国家领导层对导致不信任的那些问题的看法，那么两国便能够更好地各自控制战略互疑问题。”基于这一逻辑，报告的核心部分试图阐释双方在一系列议题上对彼此的看法，力求通过促进更好的双边理解来减少两国之间的互不信任。然而，仔细审视报告探讨的诸多议题以后，我们不禁质疑：与其说是理解的缺乏，也许更多则是立场和利益上的根本分歧，导致了这种不信任。
美国对台军售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该报告将美国对台军售列为中方怀疑美方意图的源头之一，并试图通过阐述双方的立场来减轻互不信任度：“在华盛顿和台北看来，美国售台武器是坚定美国会继续支持台北这一信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台北继续发展两岸在各方面的关系是必要的。但是北京认为，军售证实了美国的傲慢态度及其干涉中国内政、阻止和平统一的顽固态度，因此损害了中国明确阐述的核心利益。”
即便事实如此，中美双方领导人其实并非不清楚彼此的这些立场。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反复纠缠后，中美都非常清楚对方的看法。由此看来，不信任的产生并非源于缺乏理解，因而也无法通过促进理解来解决或缓解不信任。更确切来说，中美不信任源于两国政治制度、价值体系和地缘战略利益内生的根本分歧，根深蒂固，远非主动的解决措施可以缓解。
同样的，该报告将中方对美方在中国沿海侦查活动做出的警惕回应，以及美方对中方发展“反介入”和“区域封锁”(anti-access/area denial)能力的疑虑，列为中美互不信任的另一个来源或表现。尽管美方声称是为了航行自由，但美国在中国沿海的近距离侦查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对中国军事意图和军事能力心存芥蒂。中国领导人了解美方的这种想法。美方领导人同样也明白中方对沿海区域的安全问题很敏感。在双方发布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声明及公开出版物中，这些“相互理解”的印证比比皆是。然而，中美双方依然继续展开各自的冒险行动。很显然，这些举动并不是中美双方不了解彼此的看法，而是不同意彼此的观点和立场，都期望改变对方的行为。根本上，中美双方的基本利益出现了不一致。
可以肯定的是，两国间的误解、误会或误判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是可以通过主观努力解决的。但是中美之间的互不信任，尤其是那些由军事和安全议题引发的不信任，不可避免地会纠缠在历史、政治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分歧，以及某些时候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中。除非双方的思维模式或客观情况随时间推移而改变，否则这些分歧就无法解决。报告提出的中美安全互信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双方应该如何进行军事部署和正常活动，才能既允许中国捍卫其核心安全利益，同时又允许美国充分履行其对该地区的盟国和朋友应尽的义务？”，报告的答案实则暗示，迄今并没有找到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交合点。
然而，如此深刻的分歧，绝不表明中美关系最终是零和博弈。关系中的竞争部分，尤其是军事领域，可能是零和博弈。但是，这种竞争领域，仅仅是关系中的“一部分”而已。如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许多问题上，两国领导人都能发现共同点以建立信任和信心。当在为中美关系中看似无法起作用的竞争部分持续努力时，双方都应避免过多关注“互疑”，为两国关系再增负面气氛，而应现实地关注如何照顾对方不同的利益——后者包括双方对各自利益的重新思考与调整。不幸的是，尽管出于好意，李侃如和王缉思的报告却被危言耸听者误读，作为了两国间深刻敌意的又一印证，也被滥用于佐证中国领导层中的零和博弈思维，用以呼吁美国政府对华采取更强硬的“防范”措施。
抛开这份报告不谈，互不信任实际上一直以来是中美关系的常态。只要双方都奉行克己审慎，在目前环境下中美关系不太可能走向极端。两国关系的长期观察者都明白，中美关系总是跌宕起伏，以历史的角度看，今天的不信任都算不上是双边关系的低点。可以理解的是，今天中美两国领导人频繁且各种形式的交流，与目前仍在深化的中美互不信任形成的鲜明对比，造成了困惑与忧虑。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今天两国间越来越频繁的接触和更多的了解，摩擦和互不信任也失去了发生的前提。无论如何，一定程度的摩擦总好过60年前几乎不存在的任何接触。因此，在不忽视互不信任的潜在危害的基础上，当下的分歧实际上是一种关系不断走向成熟的表现。鉴于中美这两个大国在政治和文化上差异如此之大，今天的中美现状可能还算不上太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