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华尔街日报》
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人们是众说纷纭。乐观者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会迎来另一个十年的快速增长，甚至时间会更长。而悲观者说，中国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严重，未来几年的经济大幅放缓已不可避免。
对中国经济所存在的问题，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做了详细的研究。在他的新书《伟大的再平衡：贸易、冲突、以及世界经济的危险前程》中，佩蒂斯剖析了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已近停滞。
《华尔街日报》请来佩蒂斯，为我们解答八个问题；并“威胁”他如果不帮我们解答问题，他的银行存款就即将遭贬。
您在书中一开始就分析了储存、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从这个话题切入呢？
在经济学中，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晰明了；不过其中的寓意有时却难以意料，也常会被忽视；我从基本的会计恒等式入手，是想说明我们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一般理解违背了这些守恒原则，因此是错误的。
中国有着很高的储蓄率，这只是因为家庭观念保守，还有另有原因？
我们常会从文化观念上分析国民储蓄率，这是一个误区。除缓慢变化的人口特征外，一个国家的储蓄率主要由三个因素确定：
最重要的因素是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个数值越高，国民储蓄率则越低。第二是收入差距；差距越大，储存越多。第三是信贷消费意愿，这本身也取决于家庭财富的多少。
任何政策或外在条件影响到了其中一个或多个因素，国民储蓄率就会产生联动反应，进而波及到国内及其他国家的经常账户。
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过去十年，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了家庭收入的隐性补贴；这包括货币被低估、工资低增长以及低利率这个最重要的因素。虽然这样做促进了GDP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导致了其中家庭份额的失衡；国民储蓄率大幅上升也就不是巧合了。
德国在本世纪初的做法大致与此类似；其劳工、企业和政府达成协议，通过抑制工资增长来提高就业。紧接着，在欧洲周边国家储蓄率下滑时德国的却出现了上扬。同样，这也不能归咎为巧合。
这种情况是如何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
在中国，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非常低的，这自然推高了它的储蓄率，甚至超过了投资率。由于储蓄和投资必须保持一种全球平衡，这自然就影响到了美国的储蓄和投资；国际收支不能失衡。
这也是诱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吗？
是的。其实在现代历史上，储蓄和贸易失衡是全球大多数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当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出现了不正常的上升或下降，它对贸易账户的影响也会触发资本账户联动；其结果是国家资产负债表就会失真。金融危机其实就是资产负债表危机。
2012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10.1％下降到了2.6％——这是否意味着问题已得到了解决？
没有；与中国所急需的不一样，它的经常账户盈余收缩并不是因为储蓄减少，而是由于出现了投资激增。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储蓄率反而升高了。这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盈余不是因为结构调整才出现了下降，而是其他经济体发生了危机，外部需求减少所造成的。是眼看着失业率飚升，还是继续加大投资？不管怎样，中国选择了后者。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账户会出现缩水。
中国现在工资上涨、实际利率上升和人民币升值——这样能解决中国高储蓄率的根本问题吗？
是的，至少在2012年上半年有一定的效果，出现了部分逆转。这也是中国经济在此期间增长明显放缓的原因；随后各种银行系统又扩大放贷，刺激放缓的经济再次回涨。
巴西“黄金10年”后陷入困境，中国会不会从中吸取教训？
与其说是教训，不如说是警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巴西保持的是一种可持续的飞速增长；但到了后来，它对债务融资这种非正常投资越来越依赖；这种情况也并非罕见。多年来，巴西的债务快速增长，超过了其偿还能力，形成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其80年代最终沦落为“衰退的十年”。
这种故事屡见不鲜，过去的百年间它似乎已成为一种惯例。在每个国家，我都能找到类似的例子：以投资主导型的可持续增长开始，却以债务危机与十年衰退收场。
您预测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平均增长率会停留在3％左右，是这样吗？那么2013年和2014年会是怎样的情况？
是的。中国无论是自求平衡，还是为债务所迫，我预料在未来10年它的平均增长率都会出现大幅下降；但这种降速取决于北京的领导能力和改革力度。如果它反应迅速，政策到位，我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2013年会下降到7％左右，2014年达到5-6％；否则的话，2013年的经济会增长8％左右，而2014年的变化将取决于银行如何调控。
本文最初发表于《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