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边缘
中国主席习近平计划于10月2至4日访问马来西亚，这比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访问早了一周。尽管这纯属偶然，但两国元首的访问为马来西亚带来了一个与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建立密切关系的独特机遇。
自从1974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马中关系一直稳步发展。从那时起，历届马来西亚总理都访问过中国，而包括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内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也都访问过马来西亚。习主席即将到访表明两国之间双边关系的稳固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
为了纪念两国建交30周年，敦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Tun Abdullah Ahmad Badawi)总理与时任中国总理在2004年一致同意增强两国在事关双方根本利益的战略性领域的合作。长期以来，马中两国领导人认识到了将两国的双边关系发展到一个更高水平的重要性。
在习主席访马期间两国正式发表联合声明，建立战略性关系或者宣布建立这种关系的意愿，恰逢其时。但同时两国也应对这种关系的背景和目的进行阐明，以免马中战略关系被人误读。另一种办法是，两国发表联合公报，申明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的愿望，具体细节将由两国磋商确定。
联合国共有193个会员国。马来西亚在其中104个国家设有使领馆。然而，并非所有双边关系都同等重要。就马来西亚的国家安全、社会福祉以及经济发展来说，一部分国家的重要性要高于大多数国家。这部分国家包括美国、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大国以及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缅甸等近邻，还包括少数其它国家及组织，如欧盟、英国、韩国、澳大利亚和土耳其。
目前亟需确定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的轻重缓急，并避免在与其建立战略关系的同时忽略其它国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撰文阐述了发展与美国和中国战略关系的重要性。这两个国家对马来西亚的安全、繁荣和福祉最为重要。
通常相对于战术来说，战略一般用于战争，或者更具体来说，用于武力。在该语境中，“战略”意味着运筹帷幄打赢战争，而不仅是在一场战役中取胜。
本文所用的“战略”一词含义更加广泛，即指规划、预测、参与和谋划之艺术，旨在在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等领域实现更为宏大的国家目标。战略关系意味着发展持久的、超越眼前利益和不局限于投桃报李式的互利互惠的双边或多边关系。
战略关系旨在促进追求长期共同目标或特定国家目标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因而需要两国彼此互信，深入理解各自的国家、地区和全球愿景与目标，尽量培养共同的价值观、愿景和目标，并确认可以弥合的分歧。
应确定战略、政策、框架、制度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目标日期，以实施共同的谅解与目标，并协助对方实现特定国家目标。基于共同的价值观、目标和利益的深度互信提供了建立战略性双边关系的总体框架。建立战略性双边关系需要思想上和物质上的投入，以及坚持不懈与宽容克制。
在与主要大国发展战略性双边关系时，马来西亚面临着实力与愿景不对称的挑战。马来西亚是一个新兴中等强国，其国家愿景是到2020年成为一个在各领域全面发展的国家，并在东南亚维持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美国、中国、印度和日本是拥有全球性和地区性利益及愿景的主要大国。通过磨合以及拉近与这些国家在愿景、目标和手段上的距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力量不对称的问题。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运用战略、发展创新外交以及培育能干的外交家。外交政策和外交工作必须在建立这种关系的过程中发挥加速器的作用。
具有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潜力的中国对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均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不断壮大的市场、快速发展的科技能力以及巨大的外汇储备，都是马来西亚可加以利用以支撑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宝贵资产。
尽管中国可能为马来西亚带来巨大的经济机会，她同时也可能成为强劲的经济对手和潜在威胁（例如，它可能掏空某些经济产业）。尤其需要对中国人的投资方式以及中国政府引导资产和机会的战略能力进行审视，以确保双方的经济合作不仅有助于解决马来西亚眼前的迫切问题，亦能促进其长期的经济发展目标。与中国（以及其他经济大国之间）的合作必须反映并纳入马来西亚的长期经济发展与改革计划中。马来西亚必须拥有全局意识。
从安全角度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地区除了美国之外的第二关键参与者。中国已经是亚洲一个具有巨大否决能力的一极，最终还会成为在全球都具有影响力的一极。在所有主要大国（包括美国）的安全考量中，中国的地位十分突出。
中国对于马来西亚安全的重要意义包含三个方面：首先，中国与其他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之间的互动决定了马来西亚置身其中的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其次，中国在全球和地区性治理中与日俱增的突出地位对于马来西亚来说非常重要，因为马来西亚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福祉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际治理。例如，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理事国身份对马来西亚来说意义重大。而马来西亚也必须注意中国在塑造其地区性和全球性角色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最后，中国始终并将持续影响马来西亚的国家安全。在20世纪50和60年代，中国支持过马来亚共产党(CPM)，从军事角度对马来西亚时任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在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转向不结盟、以及1979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亦发生示范性转变的背景下，具有先见之明的敦阿都拉萨•胡森（Tun Abdul Razak Hussein）早早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第一批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亚洲国家之一），从而终止了中国对马来亚共产党的支持。
目前，马来西亚与中国在南沙群岛(Spratly Islands)问题上存在领土争端。管控和最终解决争端的方式将对马来西亚的领土完整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对整个南海的领土要求也影响着马来西亚的直接安全环境以及对该地区重要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权。
很显然，马来西亚必须与中国建立战略关系，以管控和解决双边国家安全冲突，创建一个稳定而和平的地区安全环境，以便支持其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有利于实现马来西亚国家目标（以及中国的目标和抱负）、同时促进公益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治理。
那么，这种战略关系的基础是什么？马中战略关系的重要支柱可以是历史、文化、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历史与文化是建立战略关系最常见的基础。中国尤其欣赏马来西亚较早地就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早在1,000多年前，这两个政治实体之间就已建立起文化联系。
然而，历史与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具有双刃剑性质的重要的背景条件。历史因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因而总会被重新解读。文化又可助长多种行为，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行为。因此，对于利用文化力量推进国家利益必须谨慎看待。
战略性关系的更深厚基础在于两国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以及国际稳定方面的重叠目标。与习近平主席阐述的“中国梦”相比，马来西亚力争到2020年成为一个各方面全面发展的国家的愿景是一个更宏大的目标。习主席的“中国梦”从表面上看主要关注国内问题和经济发展。然而，成为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收入经济体是马来西亚成为发达国家的愿景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该部分与“中国梦”存在交集，从而为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发展两国战略性关系提供了重要基础。
尽管包装得非常诱人(水涨众船高)，“中国梦”可能具有目前尚不明了的动机或后果。马来西亚应认真探究“中国梦”的内容、利益和后果，以趋利避害。决策者应探讨如何最充分地协调两国的愿景及其经济构成，以实现双赢，同时减少不利影响。
共同的和全面的国家安全可能成为建立双边战略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基础。理解各自关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分享经验并且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创新性方法可为开展战略对话奠定重要基础。
出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考虑，这种对话起初可能会受到限制。然而，持之以恒和随时间推移不断增进互信将有助于开展公开的和富有成效的对话。密切的双边关系将提供一个重要渠道，以商谈、友好地管控并最终解决两国在中国南海的领土争端以及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领土要求。
国际稳定和治理也是重要的共同目标。马来西亚严重依赖外部因素实现经济增长和保障国家安全，因此也极为重视地区性和全球性的稳定和治理。同样，中国也高度重视国际稳定和治理。
自从1979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本国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提法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国际稳定的关注。
马来西亚和中国应根据不断改变的环境、尤其是东南亚的情况探讨促进全球和地区稳定的途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遵行世贸组织规则以及参与许多领域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治理机构都表明中国越来越致力于参加国际治理。
然而，发展中的中国仍在寻找自己在地区性及全球性事务中的适当位置和角色，从而削弱了其致力于参加国际治理的努力。中国力求改变游戏规则，以便兼顾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价值观和利益。结果，赤裸裸的权力、受害感、实用主义以及狭隘的私利仍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主要手段，包括争端的解决。
马来西亚应协助中国寻求一个更为适当的地位与角色，并促使中国（作为世界两大主要强国之一以及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对地区性和全球性治理以及提供公益服务采取更为开明的态度，包括在国际治理中实行法治。在国际稳定和治理的范畴内，可以对战略视野、治理制度、机构、规则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
鉴于存在稳固的基础，马来西亚和中国应启动具体的流程、机构和措施，以建立能够给两国和该地区带来利益的战略性关系。马来西亚应确定自身的路线图，并指派相关部委、机构以及驻华大使尽快与中国建立战略关系。
可能有人会质疑与所有主要大国同时建立战略关系的可能性，尤其是与两个主要大国建立这种关系的可能性——考虑到这两个主要大国的关系非常复杂，同时包含着冲突性、竞争性和合作性因素。如果马来西亚想要避免永久性联盟和结盟，并且确保东南亚不会被单一大国所主宰，这是可能的，也确实是必要的。
同时与多个大国建立战略性关系，需要深思熟虑、协调一致的国家愿景、目标和战略，并需要深入理解相关国家的国家愿景、价值观、目标和战略，以及正确定位各战略关系的相对优势，从而实现马来西亚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不得罪其它国家。
明确、一贯的国家战略、创新性外交政策、有效的保障机制以及具有卓越能力的外交家对于实现同时与多个大国建立战略性关系的目标至关重要。
本文最初发表于《Edge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