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环球时报》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新一轮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这一轮改革的重点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改革释放社会活力;二是通过改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实现上述目标，难点是触及利益格局，做好分配这篇大文章。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我们坚持让一部分先富起来，通过调整利益格局，充分调动生产积极性，实现了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然而，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有所拉大，一些学者也开始批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担心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利益，甚至鼓呼要开展新一轮“打土豪运动”。
马克思曾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然而，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的中国，历来对利益讳莫如深，不仅在国内事务中重义轻利，而且在国际事务上不敢“利”字当头。事实上，无论在国际事务还是在国内事务中，不敢正视利益问题，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其结果不仅伤及利益格局，而且令人陡升不公平不正义的怨气。
在欧美国家，贫富分化很严重，但社会怨气不那么突出，民众也不大会有“仇富”心理。即便有些利润是钻了法律和制度的漏洞，该谴责的是法律和制度，而不是因钻法律制度漏洞的投机者。
在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人们表面羞于谈及利益，实际上内心深处却无法摆脱利益，当有些人把集体利益喊得震天响的时候，内心深处却摆脱不掉自己利益的小算盘，一旦利益分配不公，就会引发冲天怨气，实属伪集体主义，实个人主义。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将自己的利益诉求大大方方地公告天下呢？每个人都公开讲清楚自己的利益是什么，要比大家在内心深处盘算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更好，这样大家就不会言不由衷，相互猜来猜去，不仅个人不幸福，也不利于国家治理，因为国家根本不知道你到底要求什么利益。
可见，新一轮改革的步子要走得稳，首先是承认社会利益多样化的现实，让利益集团合法化，通过创建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让多元利益群体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切忌将合法表达自身利益的言行扣上“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的大帽子。只要大家把意见都讲在明处，无论何种诉求，都是光明磊落，利国利民。当然，多元群体表达利益诉求并非政府政策，政府决策也要完善制度程序，庶政公诸舆论，在多元意见充分表达的基础上，要尊重法律，尊重程序，尊重法律、制度和程序作出的决策结果。那种不广泛征求民意，不遵循法治程序，片面由政府作出的利益分配结果，无论结果如何，都无法避免损伤政府权威的结果，甚至还会激发民意的激烈反抗。
制度是硬道理。在改革社会，制度改革是贯穿始终的主线，一个地方出了问题，有人的责任，但根本是制度出了漏洞。比如当前事故频发的生产安全问题，核心是制度缺位和制度错位，只要不解决制度问题，撤掉一千个局长，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同样，改革改不动，不能抱怨任何一个群体，它从根本上决不是思想不够解放，更不是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是制度中存在的顽疾，只有以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和浴火重生的政治智慧，不失时机的推进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制度改革红利，才能真正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从制度角度而言，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先天发育不良和后天发育不足的制度。在五百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探索进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上花费了太多的理论精力，更没有亲眼看见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上缺乏深入的论证。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著名的“新经济政策”，但很快就逝世了。此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一直笼罩在斯大林模式的阴影之下。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主义在各国受到挫折，从根本上来说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
20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主席就强调中国要走自己的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我们摸到的三块“石头”。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还很不完善，还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国正在从一个农业社会步入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传统适应农业社会的制度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和完善。
本文最初发表于《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