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外交官》
随着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在亚洲及其他地区不断增长，许多分析家开始梳理历史，力图把脉中国这条巨龙在未来的行为和世界观。在这些研究中，许多历史视角都过于简单化，误读了中国数百年思想与行为的关联和含义。中国常误认为是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单一整体，每个发展阶段都拥有相同的政治观和安全观，其行为也一直传承延续至当下的现代民族。此外，还有一些观察家轻率断言，称中国无时无刻不在寻求以硬实力支配全球，且常能如愿以偿，当然有统治未来之图谋。
然而，现实情况要更为复杂。在前近代时期，中国的安全行为在历朝历代变化巨大，盛衰更迭。这种变化幅度巨大，甚至一些中国历史学家认为无法对中国的传统外交政策和安全行为做出有意义的概括，更谈不上用这些经验来把脉现在和未来。的确，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与近代时期相比，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和建设繁荣昌盛的现代国家的努力为解读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安全行为提供了更明确、更可靠的研究背景。那么，历史对中国当今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哪些影响？随着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今后历史的影响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历史经验反映出了三种认知特征：民族自豪感及对动乱的强烈恐惧；爱好和平的防御性政体、强大而有效的中央政府；以及对国家间关系持有分等级但互利的独特看法。
就第一种特征而言，大多数中国人都以中国的悠久历史为骄傲；中国拥有浓郁和鲜活的文化，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和社会实体。他们认为中国应属大国之列，这在亚洲毋庸置疑，在全球的某些方面亦如此。他们对中国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成就非常自豪，非常珍惜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同时也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为荣。许多中国人非常珍视改革带来的更大自由；但另一方面，大多数人也极度害怕再次经历19世纪中叶后的近代时期所发生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混乱。
许多中国人认为，这种国内混乱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即“百年国耻”）帝国主义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掠夺不无关系。此外，中国幅员辽阔，并存在低收入阶层多、民众受教育程度低、腐败严重和公民社会薄弱等问题；因而就多数中国人看来，西方的个人和政治自由在中国会引发混乱。由于这些顾虑，再加上中国对再度强大和繁荣的渴望，大多数中国人认同强大、统一、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中央政府和牢记人民利益的“正直”领导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文化上讲，他们都不会推崇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分权政体。不过，在中国受过更多教育的城市阶层中，这种信念正在慢慢发生改变。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西方提供的是实现强大和繁荣的工具，而不是政治和社会模式。
关于第二种特征：经过中国多年来的宣传和中央集权民族主义者（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中国历史的诠释，多数中国人都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中国世界观，即中国爱好和平、不具备威胁性，它以保卫领土和实现国内发展为宗旨，其基本利益更注重与发展中国家保持一致，而非发达的工业民主国家。此外，在前近代时期，长期的边界不稳定和面对外来攻击的脆弱性，再加上遭遇的百年国耻，都令中国人深深担心外界的干涉会影响国内的安定。其结果是，许多中国人常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霸权或者说在国际事务的主导地位是弱肉强食的历史趋势的一部分。对许多中国人而言，西方助力中国经济发展是为了私利（也有可能是为了削弱中国），而并非主要为了“帮助”中国人民。
第三种特征，中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除了上述观念和情绪，许多中国人也羡慕西方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在许多方面都想临摹仿效，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喜欢美国的自由，对美国人普遍抱有好感。一些年长且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美关系史拥有很多美国善待中国的例子。此外，尽管中国认同发展中国家，对傲慢和崇尚霸权的西方极端怀疑，但许多中国人也认同这样一种历史观，即国际体系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等级制度，强权大国有责任也有义务引导、帮助弱小国家，实现互惠互利。这尤其适用于中国同周边小国的关系。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互尊互敬、勇于负责是国家间的重要行为原则。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亚洲的历史地位，也反映了多数中国人的一般信念，即世界各个阶层的国家在交往中都应坚守与其地位适当的行为原则。很显然，霸权国家不会遵守这种原则。
当然，有一些中国人试图操纵这个概念，以达到更实用甚至更自私的目的。至少还有一些中国人认为，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大国都具有霸权主义倾向。但总体而言，多数中国人显然相信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理想地位是一个受尊重的、同其他国家和谐共处的主要国家（但不是唯一的霸权国家）。这与中国是一头对亚洲和世界虎视眈眈的东方怪兽的观点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