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欧亚评论》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中国之行须在亚洲日益动荡的背景下进行分析。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以及中国、印尼和印度等国家正在进行结构调整和着眼于经济发展的改革，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都处于迅速转变之中。
此前，对于亚洲发展的悲观预测屡见不鲜，有观点认为，亚洲的未来将重蹈历史上欧洲大陆的覆辙，陷入动荡和冲突。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亚洲的蓬勃发展让这种论调落空。同1945年前的欧洲一样，亚洲受困于领土争端、民族主义以及漫长的战争和冲突历史。然而，在后冷战时代，亚洲国家成功管控了争端，实现了发展和繁荣。
但如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局势日益动荡不安。这一态势是否会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塑造中、印、日、美四国关系的动态趋势。在此背景下，莫迪向印度与另外三国的关系注入了新能量——当然也有新问题，这对印度的抉择产生了动态效应 。
中国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体现了塑造当今亚洲局势的核心战略动态，即，经济融合与安全碎片化之间的碰撞。目前，亚洲地区一半以上的贸易在本地域内完成，催生了这一高达21万亿美元的庞大区域经济体。但同样是这些忙于贸易、投资及发展的国家在承受紧张安全局势和失调外交关系的困扰。莫迪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现他们恰恰身处此困境。中国是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还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但边界局势的紧张以及新德里对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海域活动的种种猜疑，阻碍和削弱了两国交往中呈现的积极态势。
莫迪应当从经济入手，首先——他本人的直觉似乎倾向于这一战略。此外，与其他印度领导人不同，莫迪访华时看到的是经济增长模式正问题频发的中国，而中国领导人也承认这一现实，并启动了重大的国内改革。
这些尝试或将永久改变中国经济的结构，从而为印度创造新机遇。以海外投资为例：即使抛开国企和私企数以十亿计的雄厚实力不谈，中国还坐拥约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鉴于其中多是美国国债等低收益产品，北京和众多企业已开始重新利用这些储备，转向高收益的海外直接投资。
对中国而言，投资印度这样的国家是分散国内市场风险的绝佳契机。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印度是否以及如何能够成功地将中国的利益转变为自身的优势。
中国倾向于对海外基建项目输出过剩的工业产能甚至是劳动力。许多印度人对此颇有微词，这当然也无可厚非。但中国投资的模式并不是单一的，印度仍有改变游戏规则的空间。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劳工的情况：中国劳力进入了非洲，但总的来说，在拉美并没有。另外，基建项目可以通过不同的模式运营，包括债务和股权的创造性组合、公私合营，或者让中国资本与来自全球市场参与者的私人资本相结合，这样既能让中国投资者得到回报，同时能平衡特定工程项目的股权结构。
中国市场的转变还带来了其他机遇：尽管印度与七国集团的贸易关系紧张，但莫迪仍有可能通过协调本国与美国、欧盟以及其他想要借改革东风的经济体，为印度争取更多的利益。目前北京正在进行的改革引起争论，这场改革旨在引入竞争机制，打破以政府为主导的垄断，并开拓新的领域。
争论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中国需要新的增长引擎来促进就业，以实现每年新增加一千到一千一百万个工作岗位。坦白说，如果没有更激烈的竞争，改革的努力将无法取得成效——尤其是在高速增长的服务业，该领域绝大部分由国企主导（亦深受其制约）。作为一个在信息技术、医疗保健和管理咨询等领域具备优势的国家，印度应该是华盛顿、布鲁塞尔和中国私营行业目前所倡导的竞争性改革（包括未来的双边投资条约）的主要受益者。
当然，现实的安全问题不可能单凭主观愿望就消失。单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还无法充当冲突缓解机制。因此，最好坦率承认印中竞争的事实，同时致力于让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不产生消极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印度和南亚地区在安全优先事宜方面充其量排在第三等级——远不及中国自身的内部稳定问题以及东亚沿海地区的重重矛盾来得棘手。然而对印度而言，它不得不将中国视作安全方面的首要考虑对象——尤其因为北京的选择是事关印度战略威慑及防务的核心所在。
这就是莫迪将尽力聚焦并坚决追求印度利益，同时不会尝试“罔顾”中国方面反应的原因。
以巴基斯坦为例：随着中印经济纽带不断加强，有人认为，印度应该利用两国经济上的依存关系来“弱化”北京与伊斯兰堡之间的联盟关系，以实现中印巴三方平衡。这一论调相当不切实际。半途而废的外交战略不是中国政府的风格（朝鲜即是证明）。从习近平最近对巴基斯坦许下的有关基础设施投资的承诺可以明确看出，虽然北京日益关注政治和投资风险，对于中国在欧亚大陆上更宏大的目标而言，巴基斯坦依然重要。
总而言之，莫迪与亚洲战略四角中的其他两角——美国和日本打造稳固经济和战略外交关系是明智之举，以上就是原因。华盛顿和东京在对华关系上各有盘算。但印度与美日两国保持积极关系，将有利于塑造中国看待印度在亚洲崛起地位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