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上海观察
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某一时期，英美先后在单极格局中拥有绝对主导地位，因此被称为“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以此为准，所谓“中国世纪”的预测需要满足两个必要条件，即世界形成单极格局和中国拥有绝对主导地位。本世纪余下的85年里能否满足这两个条件不得而知，但当前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是中美两极化而非单极化。
中国综合国力不是全球性的
即使中国在2049年实现了第二个百年任务，“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美国也不必然因此就失去超级大国地位。国际格局由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两要素决定。从综合国力角度讲，中国的国力构成要素是不平衡的。中国经济已具有全球影响力，政治和文化则主要影响西太平洋地区，军事实力最弱，仅是周边防御性的。例如，今年3月8-13日缅甸军机多次给中国境内边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伤害。中国综合国力要赶上美国的困难远大于经济实力超越美国，军事实力的赶超尤为困难。美国通过战争实践增强其军事能力，中国靠训练提高军事能力。两者之别类似于从事企业管理和研究企业管理。
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角度讲，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主要靠硬实力中的经济力量。中国的软实力不仅与美国有较大差距，甚至可能弱于德国。德国不仅在欧洲事务上的主导地位是明确的，而且在域外非经济事务上的影响力也很明显。例如，访日期间，默克尔在新闻记者会上当面警告日本首相安倍要正视历史，显示出德对日的软实力地位是居高临下。中国领导人还不能在访欧时公开批评访问国的领导人。
从大国战略关系角度讲，中国仅好于俄、日，但不如美、英、法、德。俄罗斯与美、英、法、德、日五国都是战略对立。日本与中、俄两国是战略对立。中国虽与日、美两国有战略冲突，但中国与德、法的关系好于日本与这两国的关系。例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以往7年里访华7次，只访日1次。
美国虽然也是和两个大国（中、俄）有战略冲突，但其战略关系质量好于中国。美国采取结盟原则，与英、法、德、日是盟友关系；中国坚持不结盟原则，与美、英、法、德、俄都是合作伙伴关系。美国约有60个盟友，其中不包括中国，而中国的58个合作伙伴关系中则包括了美国。约瑟夫·奈近日发表《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的文章，认为中国缺乏高质量战略伙伴是中美综合国力差距的表现。
政治实力是综合国力基础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综合国力增速也下降了。事实上，十八大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增速是加快趋势。2010-2014年中国GDP增速呈下降趋势，但2012年起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却快于前几年。在2014年东亚峰会和G20峰会的正式集体照中，中国领导人首次被东道国安排在比美国总统更主要的位置上。2014年出现的“中国国防建设威胁美军”和“2015年将是中国世纪元年”的说法，说明外部世界感到了中国国力上升加快。
综合国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这个方程，可以解释为何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条件下综合国力还能快速增长。反腐政策和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从内外两方面提升了政治实力。政治是操作性实力，因此具有事半功倍的功能。近三年来国防建设加速也是综合国力上升快于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
中国经济规模已达美国的60%多，能否继续高增长，主要取决于是否坚持开放的政治路线。印度实行开放比中国晚十多年，其经济发展加快也比中国迟了十多年。印度的开放程度比中国低，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比中国低。在经济增速下滑时，政府把国家垄断的部分经济领域开放给外企和民企，可即时提升经济增速。1978年以来，中国开放的经济领域不断拓展，国企和民企都越做越大。从世界500强中无中国企业，到2014年有上百家，且80%以上为国企。
长期开放的国家比长期不开放的国家的国力健康。这如同，在气候突然变化情况下，常做户外锻炼的人不易得病，而长期在室内生活的人就承受不了，甚至有因病而亡的危险。苏联解体和中东颜色革命是典型例子。1978年以来，开放的政治路线从多方面提高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如提高了人民的识别能力、企业的竞争能力、政府的创新能力、党的纠偏能力，为民族自信奠定了社会基础。开放不保证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但不开放则决定中国实现不了民族复兴。1949年以来的经验是，闭关锁国的极左路线和全盘西化的极右路线都不利于发展，但前者比后者的破坏力更大。
两极化正从东亚向亚太扩展
“中国世纪”的单极化预测与冷战后流行的多极化判断大相径庭。笔者当前两极化比多极化或单极化的可能性都更大。未来10年，除了中国之外任何大国都无望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美综合国力大于俄、法、德、日、巴西，且增长速度有望大于它们，因此实力差距是拉大趋势。印度综合国力不足美国1/8，双方绝对实力差距也是拉大趋势。同理，中国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二，增速与这些国家相同就能确保拉大实力差距，而很可能中国增速快于它们。中美两国同时拉大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这意味着两极化的实力结构有可能形成。
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趋势比实力对比发展趋势复杂。自2011年中俄两国与西方大国在叙利亚危机上形成对立后，大国战略关系出现两极化苗头。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形成了中俄对美日的东亚战略冲突。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强化了中俄战略合作，同时也强化了美欧战略合作。目前东亚的两极化已显现。安全上是中俄VS美日的态势；贸易上，美日提倡TPP方案，中国则支持RECP方案；金融上，中俄组建的金砖国家银行不包括美日，而美日都不参加中国倡导的亚投行，美国还劝阻韩、澳等国不要参加。
在两极态势中，东亚中小国家的安全战略已有选边趋势。蒙古只能依靠中俄，柬埔寨、老挝、马亚西亚、泰国向中国靠拢；缅甸和朝鲜与中国拉开距离但还靠不上美国，菲律宾、新加坡、韩国、越南依靠美国。印尼和文莱在观望趋势，准备采取随大流的政策。东亚的两极格局有向亚太全地区扩散之势。澳大利亚选择了战略上与美日两国合作，巴西选择了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
两极化并不意味走向冷战。1988年美苏达成核裁军协定后，美总统里根宣布冷战结束，而两极格局是苏联解体后1992年结束的。上世纪的冷战是建立在三个必要条件之上的，相互核威慑、意识形态冲突为主要矛盾，代理人战争为主要竞争手段。在核威慑继续的条件下，中美两极化的核心矛盾不是意识形态分歧而是国际规则之争，竞争手段不是代理人战争而是科技发明和竞争友好关系。
中美两极化将促使国际秩序发生转变。世界中心将从欧洲移向东亚，美国的世界主导权将日益弱化，国际规模的欧洲中心主义标准将向向多元标准演化，全球性组织作用下降和地区组织作用上升同步发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两极国际秩序将成为现实的国际政治问题。
本文最初发表于《上海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