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核国核军控合作的挑战与机遇

源文件: 《世界知识》

五核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在核领域的磋商机制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核武器国家于2009年建立，旨在通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沟通对话增进互信，尽早实现条约第六条所规定的彻底核裁军的法律义务。五核国机制自建立以来便面临了诸多挑战，也曾一度停滞。2019年的北京会议为其注入新活力，2020年伦敦会议又刚刚落幕。然而，国际局势总体动荡，《原子能科学家公报》专家组将著名的“末日之钟”[1]调至距午夜仅100秒，是冷战迄今人类最接近生存危机的时刻，以此来警示当前核冲突和核军备竞赛带来的严峻威胁。五年一次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将于今年四月下旬举行，五核国能否在核军控问题上展现足够的诚意和进展，也关系审议大会的成败和国际防扩散机制的稳定。

令人担忧的是，大国竞争的全面升级为五核国机制带来了空前挑战。现有军控机制被削弱，甚至可能全面瓦解。核国家间战略互信不增反降，犬儒主义、实力至上论风行。在此背景下，寻求在核裁军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不具可行性。五核国机制发挥作用的主要空间在于推动核军控——管控核军备竞赛激烈程度、降低核军备竞赛的经济成本和安全风险。在气候变化带来大规模的环境灾难、大范围传染病颠覆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全球经济下挫风险普遍加剧的今天，通过军控合作避免昂贵、无价值且危险的核军备竞赛符合五核国所有民众的根本利益。具体来说，五核国机制可在以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维护大国核关系的战略稳定性。核国家战略稳定性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拥核国对彼此核政策的疑虑。美国认为俄罗斯准备在常规战中抢先使用核武器，而俄罗斯和中国认为美国要主动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并积极发展核作战能力。因此，五核国有必要设立深入广泛的核政策对话平台，避免误解激化安全困境。此外，新兴非核军事技术对核武器生存和反击能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潜在影响。导弹防御、常规精确打击武器、网络武器、无人系统、人工智能等究竟对核武器及其配套系统带来何种程度的影响，需要五核国设立技术专家组进行共同、透明、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谋求对新兴技术的合理管控并避免过激反应。为落实降低核武器作用的国际共识，五核国可以探讨关于核武器升级换代的行为准则，保证各国核武器现代化的范围和力度不超越维护基本威慑的最低安全需求。

其次，降低核武器使用风险。避免和平时期核武器的高戒备状态、避免“基于预警发射”的部署模式，这样的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误发射风险，但尚未被普遍实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国际推广也遭遇困难，部分原因是一些核武器国家的盟友出于对常规军力失衡的恐惧而反对不首先使用政策。鉴于核问题与常规军力问题的密切关联和相互影响，五核国有必要将重点地区总体军力的稳定性问题纳入军控讨论范畴。各国军事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出现的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交缠现象，也可能引发核武器使用风险。核常两用导弹及未来高超音速武器的核常混用风险值得被严肃对待。一些标新立异的新概念核武器，比如俄罗斯据称正在发展的核动力核弹头巡航导弹和核动力核弹头水下潜航器，对环境、生态和公众健康的负面威胁不可忽视。如何对其进行管控，防止无序军备竞赛带来新的核风险，是五核国应着手解决的问题。

再次，推动与无核武器国家的沟通。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核裁军停滞日益不满，并推动联合国大会达成了《禁止核武器条约》，向核武器国家施压。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割裂与分化。五核国机制的初衷是推动核裁军，不是为了核武器国家抱团抵制无核国家的诉求。因此，该机制可以为弥合当前分歧、凝聚国际共识做出重要贡献。五核国即将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期间向国际社会通报各自的核政策，这是增进沟通的良机。五核国以开放并蓄的态度听取无核国家对其核政策的质疑和建议，避免一味宣传现有核政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展现诚意的第一步。美国提出了要国际社会为核裁军创造有利安全环境的倡议，虽有一定道理，但将核裁军的责任推给所有国家，不会取得实质进展。有核国家保有核武器的最主要目的是防范彼此之间的威胁，他们之间紧张的安全关系是影响当今国际安全环境的关键因素。五核国可以主动表示核武器国家在为核裁军创造有利安全环境方面负有特殊责任，以凝聚国际信心。

最后，探索军控新模式。《中导条约》失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约前景不明，热点地区陆基中程导弹军备竞赛的危险攀升，旧有的军控规则已不能应对现实危机。五核国可积极探讨如何打造军控新模式，平衡多方利益关切，设计更公平广泛的规则制度，在军控领域重塑国际领导力。

本文最初发表于《世界知识》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