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准备以应对大流行病，国际社会必须将公共卫生视为一项国家安全问题。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新冠肺炎（COVID-19）威胁着互联互通的世界各国。由于国际旅行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风险和速度，而边界关闭和检疫等措施影响了商业活动和行动自由。
冠状病毒爆发的政治经济后果难以预测。但有一个后果是明显的：它将导致政治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移。这场大流行病可能会强化民族主义，让一些国家更加关注自身利益。随着公众对长距离供应链的效力提出新的质疑，它还可能引发全球化势头的倒退。
遗憾的是，军事问题仍然主导着我们对国家和全球安全问题的理解。当各国政府制定本国安全战略时，他们预防战争的投入远超出防治传染病的投入。此次危机过后，国际社会必须完善应对流行病的规划，并将公共卫生视为重大安全关切。全球准备不足
尽管各国目前在卫生领域开展了合作——比如国际社会采取联合行动检测和发现传染病；以及世卫组织开展的联合研究项目——但现行的大流行病响应机制的效力有限。新冠疫情的爆发暴露出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应对全球大流行病的准备，而且也缺乏跨国协调应急措施的能力。
在提供公共卫生信息、进行风险监测、协调联合项目等以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并缓解相关影响方面，世卫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疫情出现时，采取公共卫生措施来减少传染病蔓延是由各国政府自行决定的。采取单边政策和分散行动来遏制流行病不仅损害了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了物流难题，也阻碍了及时向有需要的人发放救济物资、商品和服务的渠道。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资源有限的欠发达国家更需要国际社会的特别扶持。
多年以来，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应对大流行病的战略准备计划。比如，欧盟制定了流行病防备计划，在一开始却未能及时采取与这场疫情规模相匹配的应对措施，表明地区和国际合作仍面临重大挑战。
合作的必要性
此类合作的必要性显而易见：面对新冠疫情，国家无论贫富都无法独善其身。我们必须加强全球凝聚力、强化区域和国际协调。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被批评在行动中向其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利益倾斜，但它仍是全球安全事务上最权威的机构，在国际安全合作上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今年早些时候，五大常任理事国均赞成俄罗斯总统普京关于召开领导人峰会的提议。此次峰会很可能于2020年9月在纽约召开。届时正值联合国大会第75届会议期间，除军控和维和等常见议题之外，五国首脑将有机会讨论大流行病议题。
联合国安理会在参与协调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方面确有先例。2014年，安理会通过了2177号决议，宣布非洲的埃博拉疫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支持这种行动的主张更加强烈。
一个可喜的进展是，这场疫情为南亚各国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3月15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召开了八国领导人视频会议，探讨该地区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自2016年印巴边境发生乌里恐袭事件以来，该组织一直处于无所作为的尴尬境地。随后的几年里，印度在该地区试图孤立巴基斯坦，无视SAARC作为地区合作机制的职能。不过，最近的这次会议表明，印方的态度已发生转变，这个区域组织有可能复兴。SARRC提出设立新冠疫情抗击基金，并由其疾病管理中心协调该地区应对大流行病的工作。尽管此举的有效性和成员国共同响应的能力尚未得到证实，但可能会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产生积极的连锁反应。
合作契机
中文里的“危机”一词具有辩证意义：“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合在一起则意味着可以从困境中找到机会。乐观地看来，新冠疫情的爆发为公共卫生领域——特别是安全意义上——的全球合作带来了契机。世界面临共同的威胁，而且对手看不见摸不着，因此尝试新的安全合作方法，并从共同目标和全球共同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