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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最后一次亚洲之行:应对中国与习近平的自相矛盾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必须利用G20峰会期间的双边会晤来探讨两国所面临的严峻安全挑战。

作者 包 道格
发表于 2016年9月1日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4日和5日在杭州主持召开G20发展中与发达国家领导人峰会。中国领导人的种种行为均透露出习近平希望本届峰会能够成功顺利举行的愿望 —— 在为2017年底中共十九大前夕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做准备的同时,展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形象。

对于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说,这应是明年年初新任总统就职、美国进入长达数月的过渡期前其最后一次与中国领导人深入会晤,也是其最后一次亚洲之行。奥巴马中国之行,以及随后在老挝万象东亚峰会和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上的亮相, 在很大程度上将凸显其力图实现亚洲再平衡的政治遗产。

这对两国领导人来说都属于一个重要时刻 —— 近期双边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双方可借此机会沟通各自的优先事项、关切及底线。虽然两国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加与激化,但双方领导人的多次直接沟通曾避免了争议扩大为危机。鉴于中国的政权统治方式以及习近平上任以来有所增加的个人权威,这种直接深入的高层沟通就更加不可或缺。

睦邻友好与果敢的主权主张
G20峰会之前,中国一直在坚定地发出多重信号。一方面,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以深化中国与中亚、东南亚邻国的基础设施合作和相关商业合作。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融资机制正有条不紊地运转。据传为了活跃并促进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习近平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主持召开了两次重要的外交政策秘密会议。为应对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国似乎正向可能为美国利诱的邻国抛出胡萝卜,来抵消奥巴马的再平衡。目前,中国为成功举办G20领导人峰会而进行的种种准备为这样的努力提供了例证。

另一方面,至少从2008年起,全世界就见证着中国相当果敢地宣示自己在南海的主权。自2015年以来中国已在南海建造了7个人工岛,并强烈反对菲律宾通过《联合国海洋公约法》规定的仲裁机制来解决领土主张争端的做法。

美国收到了盟国和友邦要求平衡中国压力的信号,因此于2011年宣布了亚洲再平衡战略。美国为维护盟国利益及推动海洋法治不断调高调门,升级了包括航行自由行动在内的海上活动,并加强了批评中方举动的措辞。双方都不断采取自认为维护自身利益,在对方看来却是具有侵略性的行为。一个不断恶化的安全困境由此形成。

中国极力反对菲律宾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仲裁双边领土与海上争端。但自7月12日仲裁庭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裁定、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按所谓的“九段线”采取的主张与活动以来,中国的回应仅限于言辞。尽管中国官方报道中国的一架轰炸机飞越了黄岩岛上空以彰显对裁决的蔑视,但根据美国官方的消息该行动是远在仲裁庭做出裁定之前发生的。中国这样做明显是为了平息国内民愤,同时避免引起菲律宾或美国的回应。

许多观察人士怀疑中国政府在G20峰会圆满结束前不会揭示其真实意图,以设法避免引起公众议论或为重要领导人未出席峰会提供借口。一些评论员猜测中国政府最终将会设法在黄岩岛建造新的人造设施,宣布南海防空识别区,或采取其他激进的行动来表明自己对仲裁结果的蔑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针对仲裁结果的真实反应要等到G20峰会结束后的某个时候才会显露出来。

同时,菲律宾国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当选为新任总统。杜特尔特极力维护菲律宾的主权利益,但同时又注重国内发展,且愿意与中国寻求谈判机会。中国政府派出了非正式代表赴香港与杜特尔特选出的特使、前菲律宾总统菲德尔·拉莫斯(Fidel Ramos)会面,设法为正式谈判奠定基础。近年来在菲前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Benigno Aquino)执政下南海升温,杜特尔特的上任为缓解南海紧张局势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目前,仲裁庭已做出裁定,而中国举办G20峰会后形势走向又不明确,该地区因此进入了一个平静期。美国政府敏感且明智地调低了调门,以降低进一步激起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愤怒的可能性。这样的愤怒可能会迫使各国领导人进一步采取对抗立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于2016年7月底极具建设性地访问了中国领导人,以图将注意力转移到即将举办的G20峰会和奥巴马的参会上。美国似乎在给中国领导人空间与时间去寻找一条路径来转变其采取的言辞激烈的立场。人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把握机会,既把在南海建设人造岛屿宣誓主权的好处收入囊中,又要设法与南海声索国就航海准入、捕鱼权以及其他争端源头达成和解。

中国的安全挑战
然而,数代中国领导人长期坚持中国在此海域的主张,这表明中国控制该区域的深远的战略野心不会轻易松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早在毛泽东执政晚期的1974年便从南越手中夺取了西沙群岛。此举发生在美国政府暗示不再有兴趣继续为南越西贡政府而战之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于1988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将军队撤出金兰湾后夺取了越南的在南海占据的部分礁石与浅滩。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则于1995年美菲军事基地协议到期后(根据1991年签署的终止协议)占领了菲律宾的美济礁。围绕着这些行动分别由何种原因促成的争议一直存在,但总体说来,这些孤立无援的国家未充分抵制住中国的野心。要向中国的邻国证明一切已真正改变,还需付出巨大的努力。

这再次引发了针对中国外交政策明显自相矛盾的质疑。2015年9月,在中国于该地区完成了多个填海项目之后不久,习近平在白宫玫瑰花园表示中国没有在南沙群岛“推行军事化的意图”。目前有多方消息表明中国于近几个月继续在其中四个人工岛的飞机场上建设机库。这难道不是军事化?如果不是,那就是中国政府未表述清楚。

回过头来看中国针对菲律宾寻求按照《联合国海洋公约法》来仲裁时彻底失败且完全消极的处理方式,不得不让人困惑中国政府是怎样将自己逼到了如此徒劳的境地。为何不尝试其他可能在仲裁过程中提升中国话语权的途径?是哪些机构或个人谋划了这样的策略?他们自身是否会付出代价?又是否吸取了教训?

近期中国又在处理朝鲜半岛安保问题时出现了外交错误。中国政府反复公开警告韩国,要求其不得为了防御朝鲜日益快速提升的导弹作战能力而同意配备终端高空防御飞弹(萨德)系统与雷达。这形同升级了中国多年来对朝鲜挑衅行为的纵容。或许中国会有更得力的外交官员认识到,像韩国总统朴瑾惠这样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领导人无法忽视其人民所受到的威胁,也无法拒绝能够保护人民的手段。通过让分歧公开化,中国政府将朴瑾惠逼到墙角——要么坚持自己的政策,要么在中方压力下屈服。尤其是在朴瑾惠为显示对习近平的尊重于2015年9月专程前往中国高调参加大型阅兵之后,这样的压力就更为巨大。

目前萨德系统即将在韩国部署。中国政府称此系统将使美国获得更多中方导弹、弹头以及诱饵弹试发射的信息,从而对其战略力量造成威胁。中国另一些评论员则重点关注韩国、日本和美国为制衡中国而进行深度整合的种种举措。这在东北亚地区导致了安全困境的萌芽——中国将区域内国家为抵御朝鲜日益升级的安全威胁而做出的努力视为具有侵略性而主张采取保障自身安全的反制措施。

似乎嫌麻烦还不够多,中国又于8月起显著增加了其船只进入日本所辖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次数。中方升级此类行动的原因仍然晦涩难解,甚至对于中国的外交人员来说也显然如此。他们宣称对此毫不知情。虽然日本表达了抗议,但此类行动并未停止。两个月前都还算稳定、低强度的安全困境目前有了扩大的风险。然而,在近期局势升级的同时,日中两国顶层外交官员还进行了多次互访,部分是为了促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杭州会晤。

最后,海峡两岸的关系也值得一提。并非因为台海的紧张态势也突然升级,而是局势有恶化的可能。于2016年1月当选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处理两岸关系时谨慎且灵活,但同时拒绝屈服于中国政府让其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要求,也拒绝承认台湾上届政府遵循的含糊不清的“九二共识”。中方官员给了蔡英文一个转圜的期限,但她几无可能接受北京提出的条件。因此北京需要应对与台北之间可能重新浮现的安全困境。

中国政府在国内面临着巨大挑战,其中最重大的就是2017年年底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即将出现的紧张政治博弈。此次大会将宣布中国下一届的国家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而言,明智之举似乎是将自身面临的安全挑战列为优先事务。他们之前在决定与邻国的争端时已展现出的务实主义。一个合理的结果可能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放低姿态,让全世界的注意力逐渐消散,以较为缓和的方式处理与韩国的争议,将进入日本所辖的尖阁诸岛周边海域的活动减少至之前的每月三次,同时继续通过经济刺激措施拉拢台湾的普通选民。G20峰会积极的氛围可能成为未来数月的基调,但有理由对此表示质疑。

解码北京的多重信号
亚洲的国际关系由于中国不断膨胀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而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中国实力的增长可能加剧其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摩擦。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与联盟利益从本质上看是持久的,但中国近来新增的实力正在与其发生冲撞。

中国国内政治格局因其不透明或隐秘性而比表面看起来更加分裂、更具挑战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改革议程带来的是不均衡的结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面改革似乎已完成,金融行业也见证了重要变革,但国营企业仍然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习近平自己制定的改革目标似乎也是自相矛盾的。整个夏季,中国都在债务、补贴与刺激经济问题上进行着双线斗争。基层官员似乎普遍懒散拖拉。习近平相当有效的反腐行动有时成为了官员尸位素餐的借口。在这种不确定的氛围中,在维护中国的主权利益问题上看似软弱将可能成为领导人政治上的把柄。

中国外交政策自相矛盾的另一个原因似乎是制度性因素。之前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都有得力助手在决策者和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等政策执行者之间架起重要桥梁。而习近平身边没有这样的左膀右臂,并且他还降低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内各顶层领导人的集体决策权力。他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协调政策,然而此委员会似乎运转不周,即使发挥作用也主要是针对国内安全。这或许解释了中国官员在与邻国和美国打交道时为何倾向于默认采用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或许是因为缺乏更细致的指导。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与邻国之间关系不断恶化,直到中方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于G20峰会筹备期间直接介入,才使得中国在行为上有所改变。

习近平本人或许有几分像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 是一位擅长让所有人揣测并惴惴不安的领导人。他似乎有意控制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温度计,根据自己的议程来使其升温或降温。

关键对话
这更突显出奥巴马和习近平于下周把握机会,开展广泛直接讨论,以出台或补强巩固中美关系,建立互信的措施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在宣示领土与海洋权益主张时直言不讳,奥巴马总统也需要继续清楚地表明中国践行这些主张时的哪些行动将引发美国及其盟国的回应。美国一直明确强调应按照国际法与国际准则的规定来维护和平与稳定,但也需清楚地阐明违背规则时中国所会遭到的惩罚与应付出的代价。奥巴马峰会之行一项重要的贡献将是迫使中国重新衡量继续挑战美国及其亚洲邻国会导致的得失。同时,对于习近平主席来说,这也是一个证明其坚定领导力与务实作风的机会。鉴于美中政坛都即将发生剧变,亚洲地区需要两国表现出成熟的指导力。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不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发表机构立场。此处所阐述的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并不一定反映卡内基及其工作人员和理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