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于1月正式入主白宫后，他不仅会根据个人的偏好制定美国的对华政策，同时也需要就中国政府的相关外交政策作出回应。那么，中国给特朗普总统带来的潜在挑战有哪些呢？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2016年12月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发表的讲话为我们了解中国政府2017年外交政策议程提供了相关信息。如果将王毅部长的讲话理解为对这一议程较为准确的描述的话，那么至少在特朗普入职总统的第一年内，美国政府决策者和分析人士没有什么理由需要对两国关系持悲观态度。
王毅部长在其12月3日的讲话最后列出了一份包含七大要点的工作事项清单。其中高居榜首的就是“全力服务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紧随其后的两项事务分别是中国将于2017年承办的两大峰会的筹备工作——将于5月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及9月举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
其余四项事务涉及中国的外部环境、中国政府参与全球治理、为国内发展提供外交政策支持以及为日益增多的出境中国公民提供安全保障。在谈到如何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时，王毅承诺，中国“将同美国新政府加强沟通协调，拓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把十九大作为头等要务似乎意味着，从现在到明年秋季的这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几乎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应对周边邻国的紧张局面或冲突。此外，为了确保2017年的两大峰会能取得巨大的成功（考虑到中国以往成功组织此类高规格活动的经验，这也成了中国志在必得的目标），中国需要在国际舆论上争取支持，而一旦南海或朝鲜半岛出现新一轮紧张局势，获得国际舆论支持的难度势必会提升。
诚然，中国政府也可能会发现这种紧张局势或冲突局面并非毫无好处，因为这很有可能会导致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在大规模产能过剩、人民币贬值以及环境恶化（如在多个城市出现的重度雾霾现象）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情绪很有可能会引发民众的负面反应。因此，中国领导人会对是否将民族主义作为赢得民众支持的手段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最后，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新一届美国政府进行沟通和合作的态度来看，北京已经充分意识到特朗普总统背后的诸多未知因素。这种意识会让中国领导人在与美国政府互动时采取更加谨慎的行动和应对措施。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政府领导人将很有可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全球治理”是王毅部长发表讲话时使用的重点词汇，他前后九次提到了“全球治理”问题。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可以被视为中国政府企图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治理方面的领导者的一个明显迹象。
然而，在对王毅部长讲话中涉及“全球治理”问题的上下文进行仔细剖析后可以发现，中国政府在全球治理领域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几乎都在经济领域，而且都是通过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世界经济论坛等现有的渠道来实现的。由于中国很可能是全球化趋势的最大受益者，同时其经济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因此，中国领导人对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保持密切关注也是非常自然的事。
虽然王毅的讲话并非描述中国将如何与美国进行地缘竞争，但中国政府对涉及金融、贸易和投资、能源和发展这四大关键领域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高度关注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在未来与特朗普政府发生摩擦。借力经济民族主义（即反自由贸易和反全球化）浪潮顺利当选总统的特朗普可以很轻易地顺着选民的意向抵制、甚至破坏中国扩大贸易和投资的计划。事实上，作为一个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强大”和“美国优先”的新任总统，如果特朗普未能在其带领的新一届政府上台后马上针对人民币、中国对美国企业的市场准入标准以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等问题采取大规模动作的话，这对特朗普来说几乎会是反常的。
所以，中国政府在2017年的外交政策议程似乎并不会成为中美两国爆发潜在冲突的主要诱因。相反，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倒是很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在未来四年内陷入紧张局势或爆发冲突的最重要原因。
首先，虽然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关切在很大程度上仍难以预知，但我们不难从其提名的将对中美关系发展承担主要责任的重要内阁成员身上进行推测。例如，长期抨击对华贸易的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被提名为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的主席。纳瓦罗是《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的作者，也是惊世骇俗的同名纪录片的制片人。《华盛顿邮报》刊载的一篇文章指出，纳瓦罗的提名可能表明“特朗普已准备将竞选时发表的部分关于自由贸易的强势言论付诸实践”。
然而，我们也可能从爱荷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的提名看出，特朗普并不希望恶化中美双边关系。据报道，被特朗普提名为下一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布兰斯塔德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老朋友。
然而，大使不是内阁成员。因此，前者对美国对华政策乃至美国整体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往往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乔治·布什（George H. W. Bush）是唯一一位在中美关系上发挥过关键性作用的大使。但布什被派驻北京时的情况非常特殊，他当时主要负责为中美两国邦交正常化作准备。此外，布兰斯塔德并不具备外交经验，也从未长时间在中国生活过。他可以在特朗普与中国政府领导层之间充当富有价值且有效的沟通渠道（尤其是在危机时期），但以此就认为他将在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更重要的是，这位美国候任总统在2016年底针对台湾问题采取的行动和发表的言论已经给未来的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特朗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电话交谈打破了自1972年以来的惯例（用特朗普自己写错的推特来说，这是“前所‘伟’有的”）。即使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致指责其导致台湾问题陷入紧张局势，但特朗普对这些批评声浪仍无动于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的采访时，特朗普又对自1972年至今一直被视为中美关系基石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了质疑。不出所料，特朗普的台湾通话和采访回应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激怒了中国舆论，同时还引发了部分中国学者的激烈反驳。
中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重中之重。如果新一届美国政府试图挑战“一个中国”政策，中国政府肯定会予以坚决回击，从而导致外交争端甚至引发武装冲突。如果特朗普想利用中美两国的战争来见证美国的再度崛起，那么他倒是可以尝试在台湾问题上继续挑战中国的底线。
也许在正式入主白宫后，特朗普会改变主意，继续坚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政策。毕竟，中国和美国似乎都无意、也未准备好现在或是在不久的将来因为台湾问题而大动干戈。
所以，在中美关系所有不确定的因素中，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前方的道路绝非一帆风顺。
谢韬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教授。他同时还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