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喜欢在有纪念意义的年份举办庆祝活动，比如今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及即将到来的2021年建党100周年。通过这些庆典，中国共产党希望提醒中国民众和世界，它在中国过去和未来的经济政治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随着21世纪20年代的临近，中国受到的冲击日益增多，其中一些境外事件还对党加强统治与保持稳定的愿景，以及成功应对国内诸多经济压力的能力产生了威胁。
虽然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再是21世纪初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但其经济和供应链仍依赖于美国的需求和技术、外商的直接投资、全球贸易的稳定与开放以及就最新的进展来说——美元的融资。正常情况下，这些因素都能提起中国与美国达成某种暂时妥协的兴趣，以便中方更有效地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但国际政治动荡和不可预测性使这种判断变得并不可靠。
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平息2019年6月上旬以来的香港抗议运动。这场风波无论如何收场，中国都无法逃避双输的命运。而在海外，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参与国开始抵制中国的治理与融资方式，这证明了中国实施其标志性外交政策的能力有限。然而，中国领导人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事件是贸易战，它实际上是一场影响更广泛、更普遍的商业冲突。贸易战的早期形式
美国政治思想家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在回顾四十多年前西欧和日本对美国的贸易威胁时，提到了“商业语法”中的“冲突逻辑”。但是，与中美关系当前的状况相比，美国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只是一种良性利益冲突，因此，这种表述显得尤为尖刻。
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顾问早在2016年竞选期间就毫不掩饰他们对中美贸易的意图。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和北京完成互访之后，贸易战在2018年爆发。2018年底，G20峰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中美在此后休战四个月进行谈判，但2019年5月又再度开启攻势。截至目前，中美之间几乎所有贸易领域都受到了惩罚性关税的影响，其中一些高达25%。
不言而喻，贸易战之所以会爆发，是因为两国贸易政策、市场准入和公共采购方面存在根本分歧。但从本质上讲，这场冲突还涉及到了中国的技术和产业政策，非关税贸易壁垒和其他经济限制，以及在广泛的商业和军事领域对技术主导地位的争夺——这已超出贸易的范围，涵盖了审查和批准外国直接投资交易，以及将对方公司列入所谓的实体清单。美国和中国都称正在准备此类清单，以禁止或限制外国公司购买会对国家安全利益产生威胁的商品或服务。
起初，中南海（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所在地）似乎对特朗普执意发动贸易战的决心准备不足，而现在这场冲突的政治意义已十分清楚——它已升级为一场生死搏斗，以及对封锁、脱钩和自力更生的颂扬。
贸易战的影响
然而，贸易摩擦的经济学代价更为复杂和昂贵，而且很少有人关注其中的政治目标能否实现或能产生什么影响。贸易战的代价已开始显现，尽管双方都将遭受重大损失，但中国可能受伤更深。也许这一点不足为奇。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出口占GDP的4%，约为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而美国对华出口的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和8%。中国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但中方对美国市场需求（而且是无可替代的）和尖端技术（尤其是高端微芯片）的依赖仍然严重。
根据经合组织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的其他贸易伙伴均未达到足够规模来填补这一缺口。就规模而言，中国大陆仅次于美国的贸易伙伴是香港，占中国出口的12%——香港虽属中国的一部分，但仍是拥有独立经济体系的特别行政区。在这之后是日本（6%），然后是韩国（4.5%）和越南（3.5%）。在技术方面，脱钩一旦破坏了供应链、国际科学合作、签证配额、教育交流等方面，双方必是两败俱伤。然而，由于贸易在中国经济战略中的重要性更高，中国遭受损失的风险似乎更大。而且，中国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芯片生产；近三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尝试复制这一重要技术，却收效甚微。
从广义的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起初，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至少可持续至2019年9月白宫最新一轮增加关税政策生效。然而，由于现在几乎所有贸易都要征收惩罚性关税，累积效应将会在即将发布的经济报告中更多地体现出来——正如截至9月份的月度商业调查所示，出口订单疲软已变得司空见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最新一轮惩罚性关税还未生效，工业产值已呈现十多年来的最慢增速。
中国大型银行发布的调查报告明确指出，贸易摩擦已对出口商、工业企业、工业岗位、商业投资和私营企业产生负面影响。美国贸易政治的目标是中国国有企业，而在华经营的中外私营企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它们占据着中国出口的绝大份额——因此受到牵连，这一点尤其令人遗憾。况且在中国，一直存在对中国共产党在税收、补贴、信贷和监管等问题上歧视私营企业、优惠国有企业的争议。贸易战加剧了中国私营企业的困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府恰恰是严重偏向私营而非国有企业的。
因此，美国惩罚性关税对整体经济的累积效应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比如，过去12个月里，经济受到的拖累可能只不过是GDP的0.25%到0.35%，从一定程度上放宽税收、基础设施支出和借贷政策便可完全弥补。然而，展望未来12个月，关税可能会将经济增长拉低0.75%到1.25%。
贸易战对货币的影响
贸易战也会对人民币币值以及全球企业和中国公司产生继发效应——它们正在重新审视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并开始寻找更具政策及政治稳定性的地区及提高有效竞争的能力。人民币币值已回落至十年前的水平，而中国不得不密切关注人民币汇率，担心这种疲软或政策失误将会进一步引发疲软，从而加剧资本外流的风险。中国欧盟商会和中国美国商会2019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中国会员公司已将部分供应链业务转移至其他国家，还有同样比例的公司表明未来也将这么做。
许多人担心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政府会通过故意贬值人民币来将人民币用作武器—但是这不太可能会发生。因为这样做几乎肯定会损害中国的金融体系及其与亚洲的关系，而不会对美国产生影响。虽然如此，人民币的币值问题仍值得关注。尽管中国根据一揽子货币政策来管理人民币，但目前在这之中，美元仍是最大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元也是中国经济和金融事务中的关键货币。考虑到中国的金融政策、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资本持续外流、以及自2015-2016年经济危机以来日趋显现的贸易战，这种半固定的美元汇率机制可能无法持续。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世界其他货币的挂钩数据，如果人民币与美元在未来几年脱钩，极有可能出现25%至35%的跌幅。之所以发生脱钩，是因为中国信贷和金融资产的扩张远超出了基本稳定的货币储备水平——若要成功挂钩，应极力避免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如此降幅（无论是在不久还是未来两三年），便意味着中国GDP（以美元计算）与美国经济的差距会类似于今天；如此一来，中国经济将在未来十年超过美国的传统观点就将站不住脚。
贸易摩擦的糟糕时机
这些影响将在中国经济的艰难时期显现出来。随着新的刺激措施开始生效，经济增长在2018年底和2019年初开始由降趋稳。然而，经济增长仍波动不定，而且会比政府预估的更慢。就目前而言，中国领导层非常警惕金融不稳定的风险，今年三家小型银行倒闭就突显了这种问题的严重性；出于某种原因，他们担心危机将会蔓延。2018年初以来，每次国内的重大政策会议都会强调维持就业稳定或促进就业增长。李克强总理主持的一次国务院会议明确指出，如果经济在贸易战及国内其他因素的重压下继续失去动力，就必须采取更多的信用创造和财政刺激措施。
然而，中国的经济前景会在未来几年变得更加不明朗，中国必须化解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和决策者的负面因素，其中包括经济承载和偿还高额债务的能力更加有限，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策略。中国最不希望看到的是贸易、跨境投资、供应链中断以及市场和技术获取渠道阻塞等复杂的商业冲突进一步加剧。自力更生这一政治口号虽振奋人心，但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关系仍是相互依存的。
这样看来，中美两国再次展开谈判便毫不奇怪，但最终会以10月份达成有限贸易协定而收场。考虑到2020年，达成协议符合习近平和特朗普的政治经济议程。然而，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协议既未成定局，也不会对冲突的基本因素产生任何影响，今后几年双方还会就此问题继续保持接触。毕竟，这场冲突已超越贸易范畴，成为争夺工业和技术主导地位以及标准和价值主张的斗争。
前景不明
对中国而言，21世纪20年代最有可能取决于其将如何应对主要由国内因素所导致的增长放缓，以及如何铲除金融不稳定的潜在根源。然而，外部事件——特别是贸易战——也会成为经济恶化和巨大政治风险的帮凶，而且并非所有风险都易于控制或预测。
中美关系作为北京当前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已变得比毛泽东时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中国精英阶层的意见存在怎样的分歧尚不能确定：有些人支持习近平的主张，呼吁自力更生；有些人认为完全抛开美国就是天方夜谭。随着习近平反腐运动的深化，很多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士及其家人可能已被监禁或丧失了大批资产。
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将是对中国经济韧性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政治稳健性的一种考验。人们对中国相对国际地位和发展前景的看法可能会变得与现在公认的说法大相径庭。各国政府、企业战略家和国际关系分析师都需密切关注自己观点背后的假设与影响。
乔治·马格努斯是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研究助理，著有《Red Flags: Why Xi's China is in Jeopardy一书》（耶鲁大学出版社，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