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2019年年底开始，中国在巴基斯坦备受瞩目的开发计划——中巴经济走廊——已成功迈入了新阶段。中巴经济走廊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修建电厂、公路等基础设施，第二阶段则是发展更多项目来刺激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
在巴基斯坦当前的政治体制以及中国全球性“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推动下，作为倡议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巴经济走廊开始发生变化。然而，鉴于巴基斯坦本国的基础比较薄弱，政治分歧严重，中巴经济走廊第一阶段的进展因此受阻或放缓。第二阶段也几乎可以肯定会是如此，甚至可能引发更大挫折。
在中巴经济走廊转变之际，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基建计划展现了更猛烈的批评态度，这和美方在与中国展开全球竞争时所采取的更为强硬的姿态不无关联。尽管中巴经济走廊有很多方面值得商榷，但美国政府过分专注于商业和经济问题的做法有可能分散决策者对深层问题的注意力，其中包括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如何助长了巴基斯坦的非自由治理和对个人自由的损害。华盛顿一方面需要关注区域稳定的利益（尤其是考虑到印巴敌意日益加剧），另一方面还需留意中国愈发深入地介入整个地区事务带来的长期地缘政治挑战。
美国决策者还应切记，即便中国的海外政策存在危险的缺陷，但只有当美国少做一些指责批评、多采取一些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才能获得其他国家领导人和民众更正面的回应。对于巴基斯坦和其他许多国家来说，美中全球竞争与本国的紧迫需求（比如经济发展、公共卫生和安全等）相比，几乎是微不足道。除非进一步修订本国的立场和政策以更好地迎合海外受众的关切，否则美国政府官员在国际社会很可能受到冷遇，甚至无视。
中巴经济走廊中的政治博弈
2015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伊斯兰堡并受到热烈欢迎，在此期间，他宣布启动中巴经济走廊倡议。巴基斯坦领导人将这一倡议定性为“改变命运的倡议”，一项可同时促进巴基斯坦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变革性发展计划。进一步来说，中巴经济走廊也有助于化解中国对伊斯兰意识形态威胁其西部边境的担忧。尽管在中国的官方声明中对于特定融资计划的提及相对谨慎，但中国承诺投资400到600亿美元甚至更多、重点放在巴基斯坦陷入困境的能源行业这一消息，还是在巴基斯坦成功抢占了新闻头条。
尽管中巴经济走廊不太可能实现这些早期目标，但其过去五年取得的成就仍不容小觑。巴基斯坦至少获得了190亿美元的基建资金，其中包括中国建造的电厂，该电厂的建成极大缓解（如果说没有完全消除的话）了该国的间歇性停电问题。中方表示，这些项目已为大约75000名巴基斯坦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而且中国援建的其他基础设施也都落到了实处，比如公路、铁路以及俾路支省的瓜达尔深海港。对一直面临商业环境恶劣、政局不稳、国内和地区安全威胁等诸多挑战的巴基斯坦来说，这些都是重大的成就。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最初对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基建投资表示了谨慎的欢迎，认为这是促进巴基斯坦经济发展这一共同目标的一种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为巴国民众提供经济机会的同时，还会削弱激进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美国当时并不反对中巴经济走廊，甚至还设法协调，确保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巴基斯坦的行动计划与中国的倡议形成合力。
然而近期，特朗普政府对中巴经济走廊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2019年11月，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爱丽丝·威尔斯大使在华盛顿特区威尔逊中心发表演讲时，对中巴经济走廊大加指责。通过将特朗普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评估引申到巴基斯坦，威尔斯提出了美国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若干担忧：成本相对较高，债务负担会对巴国经济产生长期影响，招标程序不透明引发腐败，以及为该国工人创造的工作机会极其有限。
特朗普团队现在似乎有意强调美中两国发展举措的分歧，而不是寻求协调合力，目的在于提高巴基斯坦的意识，鼓动民众质疑中国的援助。威尔斯大使指出：“中巴经济走廊推出四年后，巴基斯坦民众开始质疑，上届政府与中国达成了何种交易，巴基斯坦获得了哪些收益。”
美国2017年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度《国防战略报告》所阐释的美方政策变化，反映了美国在大国竞争方面的强硬立场——尤其是在对华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官员在其他场合也表述过类似观点。比如，2020年2月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就曾警告当地民众与中国进行商业往来的危险。
中国和巴基斯坦官员对美国的强硬路线做出了严厉回应，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中方尤其激烈地反驳了美国官员有关中国引诱巴基斯坦落入债务陷阱的论调。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公开指责威尔斯引用了错误信息和宣传内容，并进一步解释称，中国与美国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同，绝不会置巴基斯坦的利益于不顾，强迫该国根据严格期限偿还贷款。在北京，时任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的耿爽也驳斥了美方的“污蔑”，称巴基斯坦一半的未清偿债务来自多边金融机构，并且“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中，80%以上是由中方直接投资或由中方无偿援助。”
巴基斯坦也作出了类似反应。外交部发言人艾莎·法鲁基也反驳了美国的说法，强调了那些已经建成且“给巴基斯坦人民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巴基斯坦参议院还通过一项决议，宣布美方声明“毫无必要，毫无根据，毫无先例”，并声称华盛顿在“编造事实和提出带有偏见的观点。”
巴基斯坦参议员穆沙希德·侯赛因等巴中友好关系的坚定支持者解释说：“中巴经济走廊对巴基斯坦的未来至关重要，它是巴基斯坦与中国战略合作的枢纽，巴基斯坦已从中受益匪浅。”甚至连国民议会中的反对派领袖、前总理纳瓦兹·谢里夫的弟弟沙赫巴兹·谢里夫也加入了支持者阵营。他在一条推文中指出：“我相信习主席基于合作双赢理念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也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不仅为了中巴经济走廊，也为了盟友和全天候朋友，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这个铁兄弟一直充满感激！”
这类响应彰显了中巴经济走廊的政治意义。北京和伊斯兰堡都不愿公开表达对对方的不满，更不用说接受美方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批评了——毕竟这一发展规划已获得习近平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卡马尔·贾韦德·巴杰瓦的支持。此外，自2008年佩尔韦兹·穆沙拉夫的军事统治结束以来，巴基斯坦的三个执政党都对中巴经济走廊表示支持，并致力于打造更紧密的巴中关系。现在，巴基斯坦几乎没有知名人士愿意或者能够对中方表示反对立场。
巴基斯坦的情绪变化
即便如此，在巴中两国出于政治原因而支撑中巴经济走廊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抱怨和问题。过去五年来，双方的观点都有所改变。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研究员安德鲁·斯莫尔甚至表示，中巴经济走廊的兴衰已在2015年至2020年这段时间展示得淋漓尽致。[1]他解释称“过去几年是双方重新发现各自局限性的一个时期”，并预测即使两国继续针对敏感和安全问题展开“秘密闭门合作”，未来在经济发展方面仍将会回到以前的低调模式。
正如斯莫尔所言，两国共建中巴经济走廊的雄心壮志都大幅缩减了。北京和伊斯兰堡都未提出新的或接近于2015年规模的发展计划或对巴投资方案。但是，中巴关系也不太可能完全回到原点，双方很有可能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迈进。两国关系已发展得非常成熟。
在巴基斯坦，有关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个最明显的转变出现在2018年大选期间，总理伊姆兰·汗所领导的政党击败了当时的执政领袖。在大选之前的数年，伊姆兰·汗一直利用其作为局外人的角色，多次批评政府与中方达成的对巴基斯坦不利且不透明的交易。他呼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设立更多社会项目，而不是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然而，伊姆兰·汗上任后不久就基本放弃了批评，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巴基斯坦经济陷入危机，政府需要外部援助以维持稳定的局面。由于缺乏对北京的影响力，伊姆兰·汗未能就上届政府达成的中巴经济走廊协议进行重新谈判。
伊姆兰·汗并不是唯一一个对中巴经济走廊持批评态度的巴基斯坦政治家。正如笔者最近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投资带来的收益在巴基斯坦社会中分配不均，引发了预料之中的嫉妒和挫折感。[2]对商业大亨、知名政客和军事将领等一些巴国精英阶层来说，中巴经济走廊意味着商机和新的资源；而在其他许多人——其中包括常在巴基斯坦政治经济决策中被边缘化的俾路支等少数族裔——的眼中，中巴经济走廊更像是另一个剥削性的不公平交易，不大可能为他们带来与成本相称（其中可能包括人口流离失所和环境退化）的经济或社会福利。由于缺乏中国的交易条款信息，一些巴基斯坦批评家开始将中国视为新的“东印度公司”，指控该国通过新式帝国主义利用经济实力剥削巴基斯坦。简而言之，中巴经济走廊非但没有缩小巴基斯坦的社会经济差距、或缓解长期存在的政治矛盾，反而可能加剧了这些差距与矛盾。其结果是，公众最初对中巴经济走廊抱有的乐观心态开始消散。同样，虽然与中国建立紧密战略伙伴关系的信心依然坚定，但巴基斯坦的领导人也逐渐从2015年的过度乐观中清醒，转而采取了更为谨慎的务实主义。
推动巴基斯坦采取谨慎务实做法的是中国一系列的外交行动，这些行动表明中国不会无条件支持巴基斯坦。比如，2017年9月中国与印度在金砖国家峰会上共同签署反恐宣言，其中特别提及了驻扎在巴基斯坦的“虔诚军”等组织。北京放弃了长期在此类批评中保护巴基斯坦的做法，此举令巴方感到惊讶。同样不被接受的行为还包括2018年2月和2020年，中国投票将巴基斯坦列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灰名单”；以及2019年4月，中国屈服于联合国的压力，将巴基斯坦恐怖分子马苏德·阿兹哈尔列入黑名单。对于这些事件，巴方会希望中方能坚定地站在巴基斯坦一边。此外，习近平主席与印度总理莫迪在2018年4月进行的武汉峰会让巴基斯坦领导人意识到，中国目前不愿意看到中印边境紧张局势的升级。这一信号令巴基斯坦的领导人颇为失望——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将中印紧张局势视为一种制衡手段，能让印度由于担心“两线作战”而不会只盯着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军方对中国的担忧由于其决心避免因过分依赖任何外部力量使本国领土主权受到威胁而得到了强化。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的高级军官声称已得出结论：中国虽是挚友，但并不是会在军事冲突中站在巴方一边的条约盟友。与此相反，一位巴基斯坦高官断然指出“每个国家都必须做好独自打赢战争的准备”，巴基斯坦也不例外。[3]
中方对中巴经济走廊立场的转变同样低调，但意义重大。部分调整举措与2019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广泛讨论的“一带一路”全球再校准策略保持一致。在本届论坛上，中国尝试解决“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普遍关注的问题，包括中国投资何以造成过度的债务负担、助长腐败、加剧环境恶化，以及只推进中国本国的战略目标而未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针对巴基斯坦的不满，北京也重新调整了自己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参与策略。根据2017年的长期计划，中巴早已准备将投资从基础设施转向工业建设，但中巴经济走廊部分项目的延期和对未来项目融资可行性的担忧引起或加重了中资企业和决策者的疑虑。2019年11月，在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会议上，中方决定在先前项目完成之前不再做出任何新的资金承诺。随着巴基斯坦GDP增幅从2018年（5.2%）、2019年（3.3%）到2020年（预估为2.4%）一路放缓，艰难的商业环境对中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愈发减弱。
中巴经济走廊曾被中方誉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现在则被称为试点项目。这一转变揭示了中国的预期与雄心壮志的缩减，而这主要是受巴基斯坦的实际情况影响，并非中国自己的战略或计划。这样的重新定位提供了一个重要教训，即中方的海外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作伙伴的政治形势和利益，即使这些伙伴的规模和实力都不及中国。
简而言之，中巴经济走廊在实际和理论的层面都有变化。然而，中巴经济走廊这场游戏还远未结束。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外交层面，中巴经济走廊都不能以失败告终。对巴基斯坦来说，中国仍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和生命线。对中国而言，中巴经济走廊既是紧密关注的出口发展模式的试点，也是树立习近平个人威望的项目。
作为中巴之间坚定保持密切关系的体现，中巴两国领导人很快指出，新的中巴经济走廊发展计划正在实施，可以非正式地将其称为“中巴经济走廊2.0”。后续重点预计将会是“工业建设、农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特别聚焦经济特区”，目的在于更好地实现伊姆兰·汗政府为巴基斯坦工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愿望。与此同时，中国正在通过推出乌尔都语新闻服务来加强在巴基斯坦的公共外交，这毫无疑问将源源不断地提供有关中巴经济走廊的正面报道，平息公众的不满和猜疑。
尽管存在这些承诺，我们仍有很多理由相信中巴经济走廊第二阶段面临的挑战可能会比第一阶段更大。建设实体基础设施虽有挑战性，但在中资企业、工程师和工人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巴基斯坦管理机构和人力资本对其的影响较小。相比之下，“中巴经济走廊2.0”的许多核心要素都将触及具有政治敏感性和颇具争议的问题，比如土地使用权、教育、经济和机构改革等。除非双方采取长期策略并保持耐心，否则即使再保守的预定目标也可能无法实现。
更明智的美国政策
美国决策者正确地认识到了在中巴经济走廊的表面下隐藏着伊斯兰堡和北京一定程度的挫败感、不确定性和有所缩减的雄心。然而，即使特朗普政府官员只是想为许多巴基斯坦人隐含的关切发声，华盛顿的做法也未免太过笨拙，没有确切判析巴基斯坦民众和军事将领所面临的政治和外交窘境。
展望未来，美方的政策应考虑两个基本现实。首先，与亚洲各国的领导人一样，巴基斯坦领导人并不特别希望在中美掀起的地缘政治对抗中站队。对于他们来说，自我利益大于意识形态，因此更愿意从中美对抗中左右逢源，甚至坐山观虎斗。此外，许多巴基斯坦人也在质疑美国的动机，他们怀疑华盛顿那些高尚、自由主义的言辞掩盖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维护其商业和安全利益，推行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等。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有关不干涉他国主权事务的言论已耗尽许多巴基斯坦人的信任；但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在经历了与美国长达二十年的紧张关系之后，华盛顿所渲染的善意对他们来说同样显得空洞。
其次，美国决策者应记住中巴经济走廊只是中巴关系的一小部分，而且不同的基础设施项目也会导致迥异的政治后果。美国决策者不应将自己的政策回应框定为在“成本、债务、透明度和就业”等商业和经济问题的狭隘竞争上，而应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巴关系的三大方面。
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问题，是中国对区域稳定的影响，特别是针对印巴关系，以及美国正计划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现在以及可预见的未来，华盛顿应拿出更有效的方法来与北京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展开竞争，其中包括在推动巴基斯坦实施压制性和非自由统治中的作用。第三个问题，从长远来看，美国应权衡中巴防务伙伴关系的地缘政治影响，其中包括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存在如何更好地使其向南亚和中东投射军事力量。
区域稳定性
去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再次走到了战争边缘。今年夏天，另一场印巴军事危机可能正在酝酿之中。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虽将中国视为全球竞争对手，但也应明智地意识到北京作为潜在的外交伙伴，在阻止印巴战争上发挥的作用。如果在南亚危机中中美两国因关系紧张而阻碍了合作，将会导致全盘皆输的局面。
目前，美中两国官员对于如何划分印巴关系紧张上的责任（和过失）似乎意见不同，这可能导致他们面对危机时各怀心思。华盛顿将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打击视为其对恐怖分子在印度领土施以暴行的合理回应，而北京则强调巴基斯坦拥有战略义务对强邻侵略做出强有力的回应。这种失衡相当危险，警醒美中两国外交官应密集展开战略稳定对话。在此期间，双方至少可以分享各自的评估意见，讨论未来如何更好地与新德里和伊斯兰堡展开外交接触。
在阿富汗，美国外交官面临着推进阿富汗内部和平进程和美军撤军的双重棘手问题，与北京加强信息共享能让美国受益匪浅。长期以来，华盛顿一直将北京与伊斯兰堡的密切关系视为解决喀布尔问题的潜在筹码，特别是作为一种鼓励巴基斯坦对其塔利班盟友施加更大压力的手段。尽管中国从未在支持美国实现阿富汗战争目标方面倾力相助，但也没有起到破坏作用。
中美双方都担心阿富汗内战全面爆发的影响，或再次出现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领导的政权，成为基地组织或其他国际恐怖分子的避风港。考虑到这些共同利益，华盛顿应就阿富汗问题与北京展开定期对话，哪怕只是为了避免美中两国在分别跟塔利班、喀布尔政府、巴基斯坦官员以及俄罗斯和伊朗等其他主要地区势力的代表谈判时出现不必要的误解。
争夺影响力
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政治影响力正在增强，在亚洲其他地区也是如此。美国若要保持其在亚洲大陆的政治影响力，最重要的就是应避开按北京所设条件进行竞争的陷阱，也不能侧重以“非此即彼”的原则对中美发展模式进行直接对比。
美国官员应更广泛地思考如何将美国打造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模仿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模式。就此而言，美国的教育制度、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最具影响力——这些都在巴基斯坦获得了广泛好评，因为它们能够满足现实生活中的需求。美国设立富布莱特奖学金，供成千上万的巴基斯坦年轻人前往美国学习便是明智之举，而巴基斯坦政府也就此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奖学金，为在美读博的巴基斯坦学生提供资助。遗憾的是，特朗普政府的签证和移民政策为巴国民众赴美旅行和工作设置了障碍；与在印度和中国的留学人数相比，在美国的巴基斯坦留学生总人数微不足道（即使按人均计算也是如此）。[4]在适当考虑安全问题的前提下，此类政策需要被重新斟酌。
同样，巴基斯坦民众也可从与美贸易往来中受益。几十年来，华盛顿大力推行保护主义政策，一直未能向巴基斯坦纺织业提供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条件。与奥巴马时代利用纳税人的钱提供援助，甚或特朗普联邦政府支持的投资融资相比，加强纺织品贸易能更好地带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巴基斯坦的贸易平衡。这也能推动巴基斯坦从美国进口更多的棉花和液化天然气，为其工厂提供能源。
美国应努力帮助更多巴基斯坦人从外来投资中受益，即便其中一些投资源自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美国应通过双边或多边机构，鼓励巴基斯坦政府实施市场开放改革，并尽可能地提供技术援助。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2020年2月访问伊斯兰堡时，就适当强调了改善“巴基斯坦的商业环境，措施包括建立一致的税收框架、提高监管透明度以及加强知识产权生态系统建设”的需要。除了规劝和鼓励之外，美国还应与巴基斯坦分享所有相关的技术专长，方式包括扩充旨在改善巴基斯坦商业环境的援助项目。
除了制定新的教育、贸易和投资政策外，美国还应从相对微观的层面与中国展开竞争，扩大自身在巴基斯坦的影响力，切实采取措施来解决巴基斯坦数百万人口面临的日常问题。其中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和领事馆决定公布从自己的监测设备获得的可靠空气质量数据。巴基斯坦每年约有12.8万人死于空气污染，而官方却倾向于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轻描淡写，美国这一行动产生了极大的正面影响。美国数据的公布也推动了巴基斯坦环保活动人士的工作，他们正在努力提高人们对空气污染的认识，在儿童和老年人群中推广更健康的生活习惯，鼓励通勤方式多样化以减少排放，以及向地方政府施压，要求采取更多措施解决环境问题。美国决策者应考虑是否还有其他类似政策可以发挥作用，突出美国的技术、数据和自由获取可靠信息的优势。
华盛顿还应考虑，从长远来看，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哪些影响会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产生最严重的损害。某些基础设施所蕴含的政治影响力可能更大。就此而言，高成本的中国发电厂或铁路可能不如光缆和电信硬件那么令人担忧。2019年1月，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中国西部城市喀什和伊斯兰堡之间架设了510英里的光缆，以组建将巴基斯坦数据流与中国联系起来的庞大网络。中国的电信技术有助于北京更好地控制数据，更有效地筛查和监视通信信息，侵犯自由，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反对与中国建立更紧密和更排他关系的自由。换句话说，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与中国和西方企业之间的基础设施或产业竞争无关，而是涉及到了政治影响力、非自由统治和侵犯自由的技术趋势。
美国官员已清楚表明他们对华为的担忧，但即使英国这样的亲密盟友也不完全愿意或能够放弃中国的设备。巴基斯坦和其他资金短缺的国家更有可能从中国处采购。对于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美国的明智之举是开发和传播技术工具（包括硬件和软件），为巴基斯坦的记者、政治人物和学者提供可靠的信息和数据，帮助他们安全地与他人分享看法。通过与美国科技公司的合作，美国政府将能从Project Shield这样的项目中获益。Project Shield是由Jigsaw（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一家公司）开发的一项免费服务，旨在保护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的网站免受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确保网站正常运作。此外，美国对巴基斯坦人权和自由主义价值观捍卫者的支持不应局限于网络世界，美国政府还应扩大对Scholars at Risk等项目的援助，这一组织旨在与学术机构展开合作，为受到骚扰或监禁威胁的学者提供临时庇护。
长期的地缘政治考量
近60年来，北京和伊斯兰堡之间的关系一直以军事和战略合作为中心，而不是经济发展。作为巴基斯坦的全天候盟友和制衡印度的主要外部力量，巴基斯坦军方大部分的核武器、导弹和常规武器都由中国提供。
展望未来，美国决策者需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的武器——比如坦克、飞机、战术核弹头和无人机等——将如何影响印巴军事平衡。美方决策者需密切关注中巴防务合作的发展，特别是核领域以及网络战争等新兴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可能会在未来冲突中打破印巴平衡。中国历来都希望避开军控协议，为巴基斯坦盟友提供帮助；因此，随着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紧张局势的加剧，转让新武器可能会面临更少的障碍。
鉴于美国决策者越来越热衷于将印度扶持为美国在亚洲的合作伙伴和制衡中国的力量，上述问题对华盛顿具有更大的战略意义。美国决策者将需要考虑美国扶持印度和中国扶持巴基斯坦将会产生的有效效应，同时还要理解新德里可能更愿意将新武器瞄准巴基斯坦，而不是中国。南亚军备竞赛可能会演变为一场代价高昂且极其危险的游戏，分散华盛顿与北京竞争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华盛顿还应从军事力量投射的角度来考虑巴基斯坦为中国提供的长期潜力。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预期，中国最终将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或附近海域建立永久性海军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自2017年在吉布提之后建立第二个类似军事基地，就其本身而言不应引起五角大楼的过度关注。但是，这能为中国提供通过陆路前往阿拉伯海的战略利益，而阿拉伯海是通往油气资源丰富的波斯湾的重要通道。
这只是中国在中东地区不断扩大影响力的一个方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兴趣正在减弱，但这一新动向会对其产生无法确定的后果。即便如此，美国军事规划者仍需要评估这些事态发展对该地区美军的影响。
结论
特朗普政府意图强调美国海外计划与中国倡议（比如中巴经济走廊）的不同，这一点并不奇怪。事实上，美国政府完全有理由让国际社会明白中方的“一带一路”项目大都价格不菲，并且可能无法兑现增加就业机会或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美国外交官正确地感知到与最近几年相比，巴基斯坦等国家现在对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局限性已变得更加敏感。中巴经济走廊的未来建设可能比第一阶段更加困难。
然而，巴基斯坦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尽管过去五年来巴基斯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热情有所减弱，华盛顿对中巴关系的横加批评也不太可能从伊斯兰堡赢得朋友或影响力。太多的巴基斯坦人对中国有政治及财务依赖。美国外交官不应公开诋毁中国的发展倡议，而是要大力宣传本国的计划。美国官员不应按中国设立的框架与之竞争，而是要着眼于本国的独特优势。华盛顿不应将注意力分散到中巴经济走廊在实体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条款上，而是要密切关注中巴关系当中具有更长远意义的战略和政治发展。
中国在巴基斯坦兴建公路、电厂或铁路，几乎不会让美国遭受任何损失；中国即使在瓜达尔新建港口，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获得重大战略优势。但如果中国对巴基斯坦电信、安全和国防技术的介入会导致压制性和非自由统治，引发地区不稳定，美国决策者应采取行动。在此过程中，他们在与中国展开政治和战略竞争的同时，还应就紧迫的问题与北京进行战术合作，比如防止印巴战争和打击阿富汗的国际恐怖主义。
保持这种平衡并非易事。不过，无论是在南亚还是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决策者都应积极应对中国影响力日益增长所带来的复杂挑战，而不是仅仅加以指责。
丹尼尔·马基
丹尼尔·马基（Daniel Markey）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国际关系系高级研究教授兼国际政策硕士项目学术主任，著有《中国的西方视野：北京和欧亚大陆的新地缘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2020年）一书。
注释
1 安德鲁·斯莫尔，《中巴轴心：亚洲的新政治》（伦敦：赫斯特出版社，2020年），第186、183页， https://www.hurstpublishers.com/book/the-china-pakistan-axis/。
2 丹尼尔·马基，《中国的西方视野：北京和欧亚大陆的新地缘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2020年），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product/chinas-western-horizon-9780190680190。
3 2019年10月，笔者与巴基斯坦高级军官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的会议。
4 2018年至2019年，巴基斯坦在美国的留学生总数为7957，而在印度的留学生人数为202014，在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为369548。请参阅国际教育学院《美国门户开放报告》中的“2019年概况”：https://www.iie.org/-/media/Files/Corporate/Open-Doors/Fast-Facts/Open-Doors-2019-Fast-Facts.ashx?la=en&hash=1FF4995155DE3E0F186A1E880D2CB6A0C7302C42。
关于针对巴基斯坦籍人士的新美国签证限制，请参见阿什法克·艾哈迈德编辑的《美国大幅降低部分类别的巴基斯坦籍人士的签证有效期》（“U.S. Drastically Reduces Visa Validity for Pakistanis in Certain Categories”），海湾新闻：巴基斯坦，2019年3月6日，https://gulfnews.com/world/asia/pakistan/us-drastically-reduces-visa-validity-for-pakistanis-in-certain-categories-1.62487952。
关于签证申请被拒绝率（巴基斯坦籍人士为47.9％，印度籍人士为26.1％），请参见娜塔莎·弗罗斯特和丹·科普夫：《遭美国旅行签证拒签的可能性有多大？》（“What Are the Chances of Being Rejected For a Travel Visa to the U.S.?”），Quartz，2019年8月28日，https://qz.com/1696508/what-are-the-chances-of-being-rejected-for-a-tourist-or-business-visa/。
关于特朗普政府的工作签证拒签率飙升，请参阅《H-1B工作签证拒绝率：过去和现在》（“H-1B Denial Rates: Past and Present”），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2019年4月，https://nfap.com/wp-content/uploads/2019/04/H-1B-Denial-Rates-Past-and-Present.NFAP-Policy-Brief.April-2019.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