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大选之年,正当美国选民们沉思于该如何选择之际,国际投资者们早已用他们的金钱做出了选择。这种选择已经初见初露弥端:美国的形势并不见好。

上个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了一系列数据。数据表明,在过去一年里,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范围内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这就是说,资金投入到工厂,设备,房地产以及现有公司上。而且,令“自由薯条”迷们大跌眼镜的是,第二大投资目的地为法国。尽管其他主要经济大国同样在此方面遭受了大幅下降,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如美国这样下降如此大的百分比。

尽管这些数据经常波动,外国直接投资也只是资金流动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剧烈的变化却可以进一步表明了21世纪的美国将为保守其在全球投资蛋糕中(这些资金可以直接转化为新的工作机会以及朝阳产业)的份额而进行一场硬战。显而易见,世界经济正在发生变化,而我们高居其首的地位也正在受到挑战。

然而,布什政府却似乎将注意力放在了别处——考虑到2001年9月11日所遭受的袭击而带来的创伤及其后续影响,这样做也许无可厚非。但是正如上周九一一调查委员会报告揭露我们不关注潜在的恐怖威胁而付出的巨大代价一样,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当我们过分关注某种威胁、而忽略正在面临的另一威胁时蕴含着极大的危险。

即使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抗击恐怖主义,我们也应该重新拥有足够的远见,将经济议题重新放回到我们最应优先考虑的清单之上。我们根据法律要求建立了国家安全战略,我们也应根据自身利益以及常识要求确定一个国际经济战略。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两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国家战略组成部分,否则我们就是拱手送给敌人们那些他们永远不可能靠自身努力而取得的胜利;这会侵蚀我们的实力,耗尽我们的资源,且毁掉我们的生活方式。

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中,还透露了另外一个引人深思的数据:2002年至2003年间流入新兴经济产业的投资出现了大幅增长,投资者们投入到开拓新市场中的资金数额是之去年的六倍——几乎达到2000亿美元。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分析师总结说:资金投资方向转变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中国等国家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而是它们国内的市场规模以及发展前景。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如果这些国家的低水平工资上涨起来,就意味着购买能力提高了——因此今天吸引投资的劳动力市场将逐步转化为明天引人注目的消费市场。

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明显忽视了经济和外交的基本原则,我们展现给全球投资者的形象遭到日益严重的损坏。近年来,我们所传达的讯息是我们目前没有面临任何经济问题——从巨额贸易赤字到庞大的不足以偿还的债务——这些问题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去解决。因此,引起投资者兴趣的其他重要措施在近几个月中也发生了巨大的恶化,因此,造成这样的事实后果也就不足为奇。

例如,国外购买财政部所发行的公债及其他政府行政权的趋势正在上扬,因为政府为应付数额更大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的方法就是出售更多的现钞。但是由外国私人投资者——对美国经济仍抱有信心——购买数额所占的比例则在急剧下降。同时,2003年第一季度购买此类证券只占47%的外国政府却在今年第一季度同期购买了86%的证券。几乎所有的政府性购买都来自亚洲,而他们购买的结果就是美元价值更加坚挺,从而使美国出口的产品与其他国家产品相比竞争力更弱。如果他们确实有此动机,而美国对于这些投资的依赖性不断加大的话,这将预示着形势正在向我们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

然而我们的经济领导高层却似乎不这么认为。就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出来两周之后,财政部部长约翰•斯诺告诉一位克里夫兰的观众说:“我们经济所面临的任何威胁都比不上恐怖主义袭击我们领土所造成的威胁。” 关于这项声明中到底有多少地方是错误的,我们很难对其进行估计,但是让我们试着对其进行一下评估。

首先让我们从国内最大的经济问题开始。其中几乎任何一个问题对美国经济的威胁都要比实际上所能设想的所有恐怖主义形式还要严重。在下个十年间,我们的财政赤字总额将达到破纪录的约5万亿美元;美国公民未来的退休金及卫生保健资金的缺口也将达到7万2千亿美元之巨,而创纪录之新低的储蓄率将意味着我们需要解决退休金问题;还有大量制造业工作机会的丧失以及稳定我们机能不良的卫生保健和能源体系的巨额费用。上述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将这些问题摆在一起,将意味着在我们社会的基石之上安装了一系列炸弹,这些炸弹一旦爆炸,对美国民众所造成的影响,会比最狡猾的恐怖主义者所能够设计的恐怖活动的威力还要大得多。

让我们接下来讨论全球经济威胁问题。如前所述,其中一个问题是对美国经济主导权的侵蚀以及随之对国际投资者中主要阶层的不满情绪;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对这些投资者的依赖性,还有一个问题则是我们沉溺于从国外进口石油。更为重要的是,当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数十亿新兴工人在全球化经济中为他们自己获得一席之地而竞争的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新型经济需要发生变化,而成熟的市场则又满足于现状,这就已经取代了冷战时期的两极现实。

上述内容绝非意思说要把潜在的反恐怖袭击的人力或经济成本降到最小,而是对其进行透彻分析。对领土的袭击所造成的经济影响更可能归因于对顾客及市场所造成的心理反应,相对于袭击本身所造成的有形物理损坏而言。因此,财政部部长斯诺所说的那些警告所造成的双重负面效应是对投资者说“请离开”,而对恐怖主义者表明“我们现在感觉很脆弱,正是你们攻击我们的好时候”。

当我们将自己束缚在如伊拉克等地进行代价昂贵的战争的时候,我们也开始进行了一场自我经济制裁,因为我们对上述面临的现实经济威胁或加以忽视,或使其恶化,或无法正确解决。政府的另一个选择是:我们可以为美国国家安全开拓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在这个过程中,当市场警告政策有待修改时,对这些警告加以及时的重视。

以新加坡作为一个适当的例子。新加坡同样面临着困扰美国经济的问题,只是规模较小一些,即它必须与其他亚洲邻国价格要低廉得多的劳动力以及规模要大得多的市场进行抗衡。新加坡政府官员每两年都要提前咨询私有企业领导及其他专家的意见,然后提出国家经济战略,对国家政策——税收法,工人培训,产业管理——进行重新定位,从而加强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并支持经济的薄弱环节。这种方法颇见成效:新加坡的年经济增长率为11%(大约为美国的三倍),这样的增长节奏对于一个已经相当发达的经济体来说非常显著。

而美国就没有这样的正式战略,也没有任何系统性的程序来制定战略,这便是我们的失误。如果我们忽略了国家安全的根本源泉——经济实力是军事力量、政治影响以及国内稳定的基础,每年制定一个国家安全战略又有何意义呢!

考虑一下我们崩溃的健康保健系统吧!美国人平均每年要比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公民为获得同样或者并不充分的健康保健服务多付出4000美元;在通用公司,员工健康保健服务所花费的钱比花费在钢铁方面的还要多。这是一种驱使国外投资者(以及国内公司)转向海外的劳动成本。因此健康保健成为关系到就业的问题;而所失去的工作则是关系到经济安全的问题。

这是一个严峻而艰难的现实。每时每刻,只要我们忽视这个问题或者不能从战略角度上审视它,我们就在失去战略优势。鉴于此,健康保健服务应该成为周全的国家经济策略中最需要优先考虑的事项,正如要最优先考虑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一样。将这些领域提出来将意味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比起同我们的贸易伙伴制造紧张关系的消极的惩罚性贸易政策来,这是一个更为积极和主动保护工人的方法。

同时,我们还必须做出更多努力,以成功提升我们吸引国外投资的优势。美国有19个促进出口的联邦机构,然而我们却没有一个鼓励国外投资美国的机构。我们有帮助提供保险并支持美国公司投资海外的机构,但却没有一个为在美国投资的公司提供同样服务的机构。我们的海外竞争者的得分点中就包括这样的程序。对他们而言,鼓励投资是一个最优先考虑的国际经济议题。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块领域而拱手让给别人呢?该是建立一个联邦机构,确保利用所有的方法来提高美国吸引投资者的能力的时候了。

每隔两年或者四年要停下来,对国内和国际的经济环境进行一次战略考察——这一程序将有助于恢复我们对整体政策平衡性的把握及透彻理解,并且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设定优先考虑事项,最大程度地减小风险,抓住机会,确保行动生效。当然,正如我们在其他政策领域所不愿看到的那样,认识到威胁的存在或甚至有了应对战略并不总是意味着就转化成了行动。这需要领导层的许诺和政治决心。

幸运的是,这正是美国选民所关注的问题——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明白这些重大的经济事务是如何转化为具有决定性的优先考虑事项的。实际上,对于主流美国民众来说,经济问题是保证家庭安全的首要因素。如果要求他们(即使只是含蓄地)在解决经济问题和抗击有形威胁之间作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那就是提出了威胁的选择,会增加我们国家在各个生活领域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