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问题即将在安理会上得以讨论,引发伊拉克战争的诸多事件明确地指明了现在应当做些什么。在伊战前的十年,萨达姆能够藐视意见不一的诸大国,利用唱独角戏的优势和华盛顿在求得核不扩散还是政权更替的问题上的举棋不定,萨达姆不断智胜其外交对手。但他也知道无法对抗严肃和团结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譬如战前联合国的加紧核查),他甚至从未做过这类尝试。

当今的伊朗局势同样如此。华盛顿不能确定其伊朗政策的首要目标到底是政权更替还是核不扩散。结果,其它大国既不信任,也不会全力支持美国的反核努力。利用大国间的不团结,德黑兰轻易地挫败了任何终止其核计划的尝试。通过在77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中活跃的外交,伊朗重获国际支持。正如萨达姆所做的那样,德黑兰领导人在外交上彻底打败了各个大国。

伊朗就此取得的成功甚至让西方的某些专家变成了失败论者。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关于阻止伊朗制造核武器“为时已晚”的看法在技术上是错误的。“无能为力”论忽视了包括经济制裁、走向战争和更多的不作为等诸多其他选择。而“我们能学会与之共存”的观点则曲解了挑战的实质。

一个核武化的伊朗是非常危险的,但这场危机只是近忧。更重要的是,伊朗造出核弹直接的后果即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埃及都将制造自己的核武器。而国际社会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失败将导致不扩散机制的崩溃。威胁不仅是出现9个和10个核武装国家的问题,而是出现9个还是30个甚至更多的问题。在这最后的关头,只要美国政策做出重大变化,各大国仍能团结起来阻止伊朗。华盛顿的选择很简单:美国是否急于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为此愿意与伊朗现政府接触?

同与伊拉克打交道的克林顿政府一样,布什政府也下不定决心,使政策陷入弄巧成拙的鲁莽循环。美国提出所谓“邪恶轴心”威胁、对欧洲谈判半心半意的支持和公开宣布给伊朗反对派财政帮助,加在一起既无法谈判终止核计划,也不能颠覆现有的政权。

美国政府最终必须放下架子,承认核挑战是无可争论的优先问题。美国必须走出幕后,与德黑兰谈判。美国必须与俄罗斯密切合作,以加强常任理事国伙伴间的共识,至少要达成推迟已久的民用核合作协定。俄罗斯的参与有望为伊朗提供铀浓缩和回收服务的可信国际担保。

对中国和其它大国,美国需要澄清,安理会能够诉诸经济制裁之外的其它手段大大提高德黑兰继续与之对抗的成本,首先可以使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具有强制性,而不是自愿接受核查。

国务卿赖斯(和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伙伴的外交部长们)应飞赴巴西、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其它77国集团领导国,解释伊朗声称核不扩散条约赋予其铀浓缩的“权利”到底错在哪里,伊朗滥用该条约为什么损害了它们放弃核武器的承诺。

考虑到美国与伊拉克和伊朗的交往史,其它国家会对华盛顿明确选择不扩散并放弃政权更替表示怀疑。美国必须坚定和毫不含糊地传递信息。如果以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赖斯为一方、以副总统切尼和我们的联合国大使约翰•爱博尔顿为另一方的美国官员继续各说各的一套,这样的努力很快就会失败。国会议员也负有直接责任。只有他们,尤其是民主党人,才能使这样的政策改变成为可能。他们大肆以保守观点批评政府,并通过竞相扮演最为反伊朗的角色博取支持以色列的选民的好感,此类做法必须要放弃。

所有这些都是严肃的反核外交应采取的措施,而且还要做更多的工作。此前从未做出过尝试。在目前美国举棋不定、尚未迈出明确政治步骤前,谁主张动用武力,谁就会重复引发伊拉克战争的错误。

国际社会在伊朗核计划问题上表现无力(同朝鲜问题一样)。只有美国能够改变这一切。如果我们不能以坚定、明确的外交推进反核努力,不论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的结果如何,一个核武装化的世界都将是布什政府留下的一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