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与变革中的全球经济秩序

中国的经济和发展模式

• 不稳定的经济:  佩蒂斯解释道，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出超，因此，当经济危机造成国际贸易合同大量减少时，中国经济发展便开始出现困难。中国经济在2008年最后一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的增长可能会缩水为零，与中国前些年每季度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形成鲜明对比。
   
• 过度投资:  佩蒂斯继续解释道，由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停滞将带来失业率的高速增长。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北京将大幅增加国内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银行信贷额度在2009将增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1%。
   
• 家庭消费: 在消费方面，中国落后于东亚各国平均水平，而消费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在引擎之一。北京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和出口；如果中国希望寻求经济上的平衡，那么增加国内消费将是必不可少的。为提高消费水平，中国将需要大幅升值人民币并提高工资水平、家庭收入以及利率。但是，如果国内消费增长过快，则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商及其雇员陷入破产的境地。因此，佩蒂斯解释道，现实地来说，中国将需要八到十年的时间来平衡其经济。
   
• 中国的发展模式:  佩蒂斯继续解释道，中国消费仍然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刚开始的时候很成功地带来了高速增长，但是，佩蒂斯警告，这种模式也将不可避免地对经济继续发展起到阻滞的作用。这种模式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利用家庭收入来产生额外的生产能力。中国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实现这种功能：
  • 估值偏低货币: 估值偏低货币带来了较高的进口成本，进而减少了家庭收入的实际价值。这将最终使得出口获益，并将家庭收入领域的财富转移到出口领域。
  • 工资/生产率差异: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工资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这带来了财富的另一种转移，这次财富是从家庭收入领域转移到就业领域。
  • 金融抑制: 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家庭存款采取银行存款的形式，而绝大多数的企业融资采取银行借贷的方式。中国企业所吸收的资金中90%以上属于银行贷款，而非通过有息债券或公司股权来实现。这构成了另一种财富转移，即从家庭收入领域转移到享受优惠待遇的借款人手里。

缺少高瞻远瞩的长期规划

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摩擦

• 政治摩擦:  黄育川认为，政治摩擦源于中国对于民主与人权的观念与西方国家不同。裴补充道，中国政治制度缺乏透明度，也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增加了不确定性和误解。但是，裴总结道，出现问题的责任也并非都在中国一方。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角色也有所保留，并且经常在寻求中国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时仍采取和中国根本上对立的立场，也不希望中国扮演传统强国的角色。
   
• 经济摩擦:  黄认为，经济摩擦由于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已经影响到商品和金融市场，这威胁到了全球力量对比的平衡，也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欧洲与中国的冲突领域

• 发展时间表: 中国希望避免跌入类似于拉丁美洲国家的所谓的“中等收入困境”，而在过去的十到十五年间，没有哪个国家顺利地从中等收入状态过渡到高收入状态。中国希望通过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密集型经济来实现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这就使得中国与欧洲那些希望占有更大市场份额的高科技公司之间有了直接冲突。
   
• 可持续性: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北京认为世界环境保护标准仅仅适用于发达国家，而不适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这就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出现了直接利益冲突。
   
• 贸易不平衡: 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不平衡正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制造冲突，并加剧了与欧洲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西方国家过分关注汇率问题，并将汇率问题作为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办法，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并且会加剧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 全球利益: 中国的经济崛起同样使得中国的政治和安全机构比从前更加自信。北京因此认为其可以在一些核心利益上比从前更积极主动，这使得国际政治和安全格局增加了不少的紧张因素。

欧洲与中国的潜在合作空间

• 三极世界中的合作: 中国的崛起正在塑造一个拥有三极力量的世界格局：北美、欧洲和亚洲（包括中国在内）。在这一语境下，黄认为，欧洲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加强和中国的关系，比如更多地关注于合作而非竞争：
  • 高端产品: 中国进口的奢侈品中的绝大多数来源于欧洲。欧洲可以瞄准这一市场，并学习美国的经验，使中国变成一个利润中心。
  • 环境问题: 欧洲与中国在环境保护技术上的合作也是很重要的，尤其为欧洲提供了不依靠美国管理环境问题的经验。

• 共同利益: 黄得出结论，欧洲不应在其核心利益上将中国视为战略合作伙伴；因为双方存在太多差异。但是，如果欧洲能将中国视为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共同体，并且尽可能多地从共同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彼此之间的问题，那么，欧洲就有可能取代美国而在中国的未来发展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