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华盛顿邮报》
两次在九月发生的剧震足以为布什的总统任期盖棺定论。在瞠目结舌中，人们已可以断言，与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相比，刚刚开始的金融危机破坏力更大、余波更连绵不绝。
上述观点的理由是，911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而当前的金融危机却改变了世界对我们的看法。同时它还会以某种极端的方式改变这个世界的运行之道。
当然，911袭击事件给美国的心灵上留下一个深深的伤疤，并造成了巨大的悲剧。除了人身伤亡外，这次袭击还揭示了美国身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但从真正意义上讲，911袭击本身并不像当时看来会成为世界历史的一次转折点。（请记住，首位主管美国“反恐战争”的是布什总统的父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任里根政府副总统的老布什。）
在历史学家看来，眼前的这次经济崩溃更能成为一次真正的全球视角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此次金融风暴打破了一整套基本而又久远的信条，它们同样与里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兹称该体系为“建立在极端主义分子观念之上的理论大杂烩，认为市场有自我纠错的功能，能够有效地分配资源，并较好地服务于公众利益”。经历此次金融危机，不仅我们的敌人，甚至连我们的一些盟友也在质疑：美国的美式资本主义和美国的霸权是否开始走向没落？
2001 年9月16日，布什总统发表全国讲话，表明他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经济的“修复能力”充满信心。7年之后，布什再次在危机之中发表全国讲话，匪夷所思地使用了几乎同样的语言，力图唤起对市场的关注。但此次他被迫走得更远。在黄金时段的全国广播中，全球最富有、最具实力的一国总统不得不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而就在前几年，我们的敌人苏联解体后，我们还在为这种资本主义的最终和永久胜利欢呼雀跃。布什称，“即使市场和个别人权问题需要纠正外，民主资本主义仍是所有制度中最好的。”
然而，对于全球其他国家的人而言，布什的言辞并不令人安心：这些言辞不仅对华尔街的无能和贪婪感到忧愤的人听来空洞无物，而且企图与民主的价值捆绑在一起来为美式资本主义打气，这与其它民主国家领导人的齐声批评形成了尴尬的对比。
法国总统萨科奇近日断言，自由市场经济走到了尽头。“放任自流式的自由主义，结束了。无所不能的市场，结束了。”他还称，我们需要“以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为范例，自下而上地重建整个全球金融和货币体系。”德国财政部长皮尔·斯坦因布鲁克在议会讲话中提出同样的观点，“美国将失去其世界金融体系超级大国的地位。世界将呈现多极化。世界形势将不复从前。”长期被美国指责称干预国内经济的国家扬眉吐气，美国决策者决然介入国内金融市场，其激进方式甚至连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都不曾想象过。
这些评论中存在臆想或嘲弄，但代表着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和各个政治层面的一次大规模的反思浪潮。坚决的“市场派”《金融时报》宣称，我们正处于美国式“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终结。中国和全球问题研究中心潘维认为，这场危机将带来“拉平效应”：“我相信，20年后我们将平视美国人，作为平等的伙伴。但或许这一天会来得更早。”（的确，潘的观点或许是对的。财政部的内部报告暗示美国政府将干预金融部门，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威胁，即要重新考虑购买美国债券的政策，除非华盛顿着手稳定市场。）
身陷上述的纷纷扰扰，我们听到了与911类似的评论：美国是“咎由自取”。的确，人们将911、伊拉克战争和此次金融危机联系起来的因素之一就是，所有这些都关乎世界对美国的看法变化，而美国的形象越来越负面。尽管将恐怖主义 “责备于美国”既站不住脚也令人厌恶，但我们确实应该承担导致此次市场灾难的所有责任。新反美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美国在一个“以牺牲大多数而让极少数获益”的全球体系中发挥了设计者、领导者和主要受益者的作用。
对紧急救市和金融崩溃感到愤怒源自一个基本事实，即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处于顶端的1000个人所掌控的资产两倍于处于底端的25亿人的所有资产；顶端 10%的人拥有全世界资产的85%。而这个世界中的愤怒情绪会持续增长，因为此次危机的其他特点表明，其影响将超过过去75年中的任何一次：当前的灾难只是冰山一角。
次贷抵押证券的崩溃暴露出的问题只是全球金融体系的一小部分，该体系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发生巨变。危机不仅重创美国，也对中国等重要贸易伙伴造成冲击，经济下滑将带来商品价格的下跌，结果导致新兴国家的危机。金融“火箭专家们”发明出复杂而又难以估价的各类衍生金融产品，早已远远超过货币作为基本储备手段所代表的全球“价值”。但它们并不是由各国政府发行的。绝大多数也不受政府监管。与之相关的风险暗藏。根据“国家战略投资对话”对大机构投资者的调查，超过80% 的机构认为董事会并不了解其投资组合暗含的风险（尽管他们按照法律要求有义务去了解），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就是金融工具及他们所主宰的新全球金融体系的复杂性。
换言之，这场金融危机的重要意义不仅因为其标志着前苏联垮台以来最深远的全球意识形态分水岭（仅上周一的下跌所抹去的市值就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拨付预算的估计）。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从体系内滋生溃烂的大规模全球威胁的前兆。而我们的领导人，从总统至下，在新威胁发酵时满不在乎、串通一气，最后却仓促应战、措手不及。
我们现在了解到，美国政府为应对危机所付出的代价将超过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费用的总和。我们也知道，所有此类的政府预算都有所保留。我们更知道，美国经济在911事件后迅速复原，而我们当前身处的全球经济衰退会延续多月甚至多年。我们知道失业问题已非常严重，超过了911恐怖袭击的影响（美国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有创纪录的60万人失业），经济衰退在全球造成的失业人数将数以百万计。在最贫困的国家里，美国消费能力下降给新兴市场带来的冲击将造成破坏性的人道灾难。
从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工具判断，当前金融危机的经济代价将远超后911的反恐战争。人力损失更难估量，当然两个事件都是灾难性的。但此次金融危机肯定比911事件波及到更多国家的更多人。而由于我们无意创造的金融怪物，一个缺乏监管、充斥风险的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更大的危机或许仍在迫近。
瑟瑟发抖的美国当权阶层正忙于处置美国经济中的“有毒资产”，与此同时，整个世界也在继续讨论被广泛认定的有毒意识形态：一种使不平等更加扩大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
尽管911事件与此次金融危机区别甚大，但这场经济战争的风险不亚于任何一场军事冲突。很明显，“让市场去解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即将开始的选举中，一个问题是美国是否会选择支持新美式资本主义的领导人，这种资本主义是继里根-撒切尔主义破产教条之后的持久接替者，包括有效监管，认识到有必要用新国际机制管理我们复杂的全球经济，承认政府必须与市场一道促进经济增长、保护被市场淘汰的落后者。
这是下一任总统即将面临的核心挑战：不仅要在危险的全球经济中趋利避害，还要对我们最自豪的出口品之一进行重新改造，即我们关于如何创造一个公平社会的独特的美式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