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卡内基中国透视》
最近发生的几件“偶然”事件使中欧关系几度出现波折：先是10月，欧洲议会把欧洲最高人权奖萨哈罗夫奖授予中国异议人士胡佳，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1月底的沃维汉事件在人权问题上在中欧之间又引发了一阵喧嚣；11月13日，时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12月6日要在波兰会见达赖，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在多次外交斡旋无效的情况下，北京取消了计划于12月1日举行的中欧峰会。中欧关系在这一高潮事件下陷入低谷。《卡内基中国透视》在这一背景下采访了欧洲政策中心的创始人与现任主席史丹利(Stanley Crossick)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杜克大学教授史天健。三位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欧关系在最近的演变。
各说各话
在中欧官方未有明确对话之前，网络上、媒体中，甚至在专家学者之间，就已争论不休，且无达成统一意见之势。欧洲人说中国取消峰会反应过于激烈；中国人说不给你点颜色看看还以为我们好欺负，而且我们已经屡次警告，怪也只能怪你们冥顽不灵。欧洲人说萨科齐见达赖选择在波兰而非法国，并与其他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一起见，就已经充分考虑了中国的感受并做出了外交让步；中国人说这是掩耳盗铃，实质还是故意挑衅中国，且萨科齐同时身为欧盟轮值主席更是提高了会面的级别。中国人说见达赖是干涉我国内政；欧洲人说欧洲领导人有见任何人的自由；中国人回应我们也有不跟你开会的自由……如此这般。然而，无论双方立场有多不同，了解倾听对方的立场，却是解决争执的首要前提。
史丹利指出，首先，欧洲议会不能充分代表欧洲。“就像布什被迫授予达赖美国国会的金牌奖并不代表白宫即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一样，欧洲议会授予胡佳人权奖也不能代表欧洲各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其次，他说，“欧洲无意干涉西藏问题。”“西藏问题本身在中欧关系中并不是一个非常相关的问题，只是它不断被挑起。欧洲只希望西藏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并不希望被牵扯其中。”第三，史丹利也承认，欧洲领导人接见达赖本身确实存在着矛盾之处——无论是以“精神领袖”的身份还是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身份接见，达赖确实也是一个政治人物。就接见达赖，史天健还提到了国际法的问题。“就国际法而言，承认一国的中央政府就不应该去见流亡政府的首脑。因此，（欧洲）这种行为在国际法上站不站得住脚还是大可怀疑的。”第四，史丹利和沈大伟都指出，目前的现实是，达赖作为“精神领袖”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国际上是非常受欢迎的人物。即使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对西藏历史现实的认识的无知的基础上，中国愤怒的言行也无益于改变这一现实。史丹利说，即使欧洲领导人不愿意见达赖，从迎合民意的角度，由于达赖在欧洲的受欢迎度很高，欧洲领导人还是不得不见。
此外，史天健认为，中国这次采取了比较强硬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划一条红线。“意思是说，这是不被允许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中国项目主任包道格(Douglas Paal)指出，北京也因为3月10日——1959年西藏暴乱50周年的即将到来而更加敏感。12月10日来华盛顿参加第六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戴秉国也表示了对藏独分子可能利用这一天在西藏引发大规模骚乱的忧虑。
中欧关系是何时变酸的？
用沈大伟的话说，中欧关系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祛魅”(disenchantment)的转变——不仅在官方，而且也在民众之间。他举例说，在过去的18个月中的一些对欧洲的民意调查中，欧洲各国受访者对中国的正面印象普遍下降了20％到30％左右。在中国方面，我们也知道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和最近一段时间，民间也出现了一定的反法情绪。
对于这一转变是如何造成的，沈大伟与史天健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沈大伟说，中欧关系问题的出现要回溯到2006年10月欧洲委员会发表的自1995年以来的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他指出，这份对华政策文件比以往的任何政策文件都更具批评性，文中列举了大约二十项中欧关系改善的前提条件。“这一立场使中国大为吃惊，也成为中欧关系转变进入‘后蜜月时代’的第一个历史事件。接下来的2007年便被欧洲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与各种贸易问题所主宰。2008年，人权问题与西藏问题又为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煽风点火。”
史天健则介绍了中国人眼中的中欧关系变酸过程：“中国人对法国其实有着比较浪漫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从戴高乐时期就建立起来的。在每一个国家都没有承认中国的时候，法国是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而眼前这件事的前因是在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达赖以后，萨科齐当选马上到访北京，宣称他是中国人的好朋友。所以中国就给了他两百亿的合同。给的这个单子是这样的，比如空中客车，可以通过法国，也可以通过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来买。所以中国把这个单子给法国其实是心照不宣地表示对法国友好，并且以此来突显默克尔见达赖以后会受到的一些不好的对待。但是问题是萨科齐拿了好处之后马上就翻脸了，他在奥运会以前以中国和达赖谈判作为他出席奥运会的条件。事实上，中国人认为跟达赖谈判与奥运会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所以中国那次就觉得被背叛了一次。”后来中国做出了妥协，跟达赖谈了，现在萨科齐又要以欧盟主席的身份见达赖。所以中国人是忍无可忍了。
改善人权的目标与手段
在要求中国改善人权的问题上，即使中立的立场也存在着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却并不矛盾。一种说法认为，尊重人权已经成为一条国际准则。就像美国的关塔那摩监狱会伤害美国的国际形象一样，中国违反人权的行为同样会伤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改善人权状况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与获得必要的国际支持，从而为中国解决一些国际上的实质问题创造有利条件，因而从根本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另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建国才60年；美国用了近90年才废除奴隶制。因此，西方国家要求中国的人权水平达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近的水平无异于一个成人要求一个儿童有和他一样的身高。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公平的。西方国家应该从历史上曾经侵略中国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对西方国家批评的敏感性，也应该从发展的眼光来给中国的人权进步多一些耐心与鼓励。
史天健说，“实际上，改善人权这个问题大家都没有异议。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他介绍说，研究人权的人发现一种促进人权发展的手段，即所谓羞辱(shaming)。这种手段的逻辑是通过羞辱来迫使进步。然而羞辱对中国适不适用？“这就涉及几个问题。第一，你羞辱中国，如果中国人觉得自己的人权状况还可以，他就会觉得你别有用心；第二，就是羞辱在什么事情上。在西藏问题上，大部分西方人根本就不了解情况；第三，研究显示，羞辱只对小国有效。小国信心不足，更需要国际承认。这个手段对文明古国可能就没有多大的效果。”史丹利也说，大部分走上街头的人权提倡者与职业的人权工作者之所以投身人权事业，是因为这样做能给他们带来良好的自我感觉。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了解，要真正改善中国的人权，唯一有效的做法只有与中国人促膝而谈，从中国的立场来说明改善人权能给中国带来实际的好处。把这个问题外交化与公开化只能起反作用。
欧洲，团结的欧洲？
在谈到以上问题的时候，许多学者也区分开中欧关系与中法关系，认为中法关系的问题不应影响到中欧关系，也强调中方取消中欧峰会是针对法国而不是针对欧盟。然而沈大伟和史丹利两位专家都认为，欧洲其他国家虽然也担忧与中国的关系，但还是会支持萨科齐的做法。沈大伟还指出，所有欧洲国家也会继续接见达赖。史天健却说，在实际利益攸关的时候还会不会支持，这一点我们还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