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卡内基报告
从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其经济就在“先快后慢”的增长周期中发展。自 2001 年起，直至本文写作期间，中国的经济处于第五个周期性的快速发展阶段，这也是目前最长的一个发展周期。
尽管增长速度有起伏波动，但自 1990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总体平均增长速度实际上已达 10% ，而且自 1978 年以来几乎都是如此。从负面来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都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80 年代中期，农村消费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90 年代中期保持了适度增长，而到了 2005 年，农村和城市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基本上又回到了 1978 年改革以前的水平。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在经济增长由快到慢的每一个周期中，城市居民都比农村居民受益更多。对这些周期的分析表明，刺激经济开始新的一轮增长的政策首先着眼于或者有利于城市。这也表明，当经济过热时，降低或放慢经济速度的主要政策是降低食品价格，通常是强制农民种植更多的低收益农作物。这种政策组合的长期作用，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到改革前的水平。这是过去 25 年里中国进行的标准的宏观经济周期性调控所无意引起的后果。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还可以帮助理解中国经济近 30 年增长成功的原因和机制。本报告中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详细探析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国内。贸易和外资明显地成为外国技术和管理输入的来源，但与其他东亚经济体不同，中国自身的快速和缓慢增长周期并不与美国经济增长和衰退的周期一致，而且正好相反。最近，当美国经济处于 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的繁荣中时，中国的 GDP 支出表明，其经济总体增长正处于 1989 年政治风波以来的最低潮。而 2002 年当美国陷入衰退从而引发了东亚国家的虚弱增长时，中国经济却比 2001 年的增长还快，而且持续增长——这主要是由于成功管理好了国内的宏观供应与需求。
换言之，中国的增长成功不是出口导向的，而是一个以国内需求为主、更加均衡的需求模式的结果。甚至近年来，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在全球的贸易顺差增长显著的同时，其他国内部分的经济成分甚至增长得更快。所以，总而言之，更基本的是优先加强国内需求，刺激出口一直仅仅起着补充作用。这个结论对外国政府制订商业战略和与中国谈判是有用的。中国比假想的出口导向增长方式更有优势。
就对中国经济的政策建议而言，本报告通过对过去的经济周期进行细致考察，对现有的强调中国如何可以更好地平衡国内外需求，可能还有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方法有所补充。无疑，中国国内消费增长的最好方式是整体经济尽可能地持续增长。但是，如果考虑到不稳定性，特别是粮食产量和食品价格的不稳定，那么，从本报告的分析结论可以自然得出的一个建议就是，减少那种为控制食品价格而通过行政压力增加农作物种植的做法。
在这篇报告的准备工作中进行的案例研究，为中国农村经济革命的方向及其未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作用提供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假设。研究人员对两个农业县进行了调研。其中之一是位于中国中南部地区湖南省的一个贫困边远县，是粮食生产基地；另一个是北部地区河南省一个富裕的城郊农业县。湖南省那个边远县的经济发展特点是农民工大批外出，去其他发达地区打工。这个县 40% 的劳动力在外地打工。而另外那个富裕的城郊县的经济发展特点是农业种植多样化，不仅种植粮食，还种植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包括针对出口的农作物。商品性农作物用来为当地私人食品加工企业提供原料，同时，其他农作物，如大蒜，则大批出口到韩国和其他国家。
在相同的政策基础上，上述两个县却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成功道路。这些政策基础包括交通、通讯和教育方面的投资。两个县的教育水平都使得就业具有灵活性。交通条件的改善也为农产品走向市场创造了便利条件——尽管湖南的那个边远县稍微落后一些。不过，便利的交通也是劳动力流向外地市场更加容易。教育和通讯的投资也使这两个县的互联网和其他媒体得到充分利用，特别是为市场和雇员与当地一些加工企业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便利。
本报告的分析表明，对于能紧跟市场信号的农民来讲，绝对不会错误的趋势就是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开展农作物多样化种植，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产品亩产净收益。土地显然仍是限制农业种植的因素，而劳动力不是。但是，这个潮流是反复性的，并且与中国整体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一致，与粮食库存量不足、粮食价格上涨、普通物价暴涨，以及最终行政部门采取措施强制农民增加粮食种植面积有关。与这种农作物种植周期现象有关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市场收益在决定食品供应充足或短缺、影响国家食品价格，以及宏观政策调控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从根本上讲，严重限制中国粮食供需的因素并不是对种植面积的限制和粮食亩产收益，而是中国对粮食进口的严格限制。长期以来，中国的“粮食安全”政策是将粮食进口量限制在国民总消费量的 5% 左右，这使决策者们不得不反复采取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付经济过热——也就是强制农民种植无收益的农作物。
但是，中国的农业安全政策也有其两面性。其一是心理上对国家安全的关切，担忧一旦出现国际危机，美国及其盟友欲对中国施压而采取切断外部粮食供应，中国就会陷入危险脆弱的境地。对此采取的政策措施并不在本报告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是，即便中国不进口太多的粮食，但传统上却进口农业生产必需的肥料或化肥，所以，这种在国际上的脆弱性已经存在。
其二没有那么明确，但值得一提。中国决策者们不只一次地告诉笔者，中国人口太多，不能依赖外部世界养活这么庞大的人口。这个说法能够被强烈地感受到，然而经不起研究。这种思维仍然沿袭早期中国决策时的余味。那时候，取得外汇是困难的事情，而且外汇主要用来进口技术和稀有物品，而不是消费品，特别不是那些可以让农民生产的产品。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战略好像是沿袭了集中投资现代城市建设的的时期的早期政策。在新的时代，当中国对外界开放以后，进口粮食将对农村家庭有所帮助而不是损害，所以，这种总的政策姿态看起来有些滞后，需要重新考虑。
本报告的其余部分不是关于这些政策的结论和建议，而是对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周期中各种因素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对农村经济的意义进行了分析。这个部分有四个附录。
第二章介绍了中国基本经济周期的发展情况。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法将 1978 年以来的年份进行分期，但很多指标——例如， 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投资增长及某些货币政策——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地将改革以来的时间分为快——慢的周期阶段。本章以一系列图表的方式划分了这些周期，这些图表中的分析数据贯穿在本报告的其余部分。这种方法使我们更加容易对大范围的趋势和波动周期与基本的快—慢次周期进行比较。
第三章介绍了本报告研究采用的基本方法，主要在于澄清引发中国经济周期的原因。报告没有采用大的统计模型（ large statistical models ）作为研究方法，而是采取最基本的方法研究这些问题。本报告在方法上明确承认，没有一个假设或理论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只不过最多可以被证明不是错误的。结果，在每一个周期的每一个阶段，方法论给予的都是一种可能的解释，然后，寻求统计指标来证明命题是错误的，或证明不了这个命题的错误性。这些存在的假设被列出来，用以证明可能是某个特殊阶段波动的原因。
第三章也被使用了这种方法论，用来作为 1986-1995 年这十年间，现金流通出现强烈波动的原因的例证（例如 M 0 ）。这种波动严重地扰乱了中国经济。这种例证有时候变得无聊乏味，其总的作用效果是阐明研究方法，所以在第四章可以被用来作为研究每一个宏观经济周期的比较全面的方法。
第四章系统论述了 1978 年以后中国经济周期中的 9 个次周期，并确定了最有可能引起这些周期的原因。采用的方法是引述中国学者的评论和建议。这些学者参加了本课题第一阶段 2006 年在北京举行的两次会议。最强烈的建议是要区别看待每一个周期中的次周期，因为仔细研究之后会发现每个周期都有独特的特性。此外，仔细检视这些短周期，就会发现很多周期缺少季度和月度统计表，这么少的数据点和不可量化的政策干扰只能意味着此项工作把焦点更多集中在定性的分析而不是定量。然而，这些个案研究汇总的结论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周期反映了国内因素比国际因素更加重要。
最后，第五章从第四章的原因分析中得出了关于本报告中四个主要问题的结论。该章还对农村经济周期波动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进行了背景分析，即中国粮食产出和农村企业在改革头十年里迅速发展的历史。
首要的和中心的问题是，在基本假设的情况下，中国农村经济在宏观经济中是否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否可以使其发挥独立的作用来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模式？结论是， 1990 年代中、后期，情况不是这样。大多数情况下，农村经济对国家决策者造成的周期性影响的反应相对被动。但是，在 1996-1999 年，农村经济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独立性 正如本报告中的结论一样，它确实表现出自己的特性。 1995-1996 年，中央政府后对信贷采取了严厉措施和经济降温政策后，农村经济以各种各样的方法开始了为期 3 年的增长，其中包括农业和非农企业两个方面。
农村经济的独立快速增长最后被迫停止，其中因素之一是再次迫使农民由种植非农作物转向种植粮食作物。在之后三年的时间里，也就是 1997-1999 年，农村家庭消费在全国范围内绝对下降。
只有在 2000 年，粮食种植放宽后，农村消费开始有所恢复。但是，尽管政府采取了经济刺激政策， 1997-1999 年农村物价跌落的状况依然持续。
第二个研究假设的问题是，在 1978 年之后的所有经济周期内，农村经济是不是没有经历比城市更大的波动。这里的答案还是否定的。一个例外就是产品价格和农村 - 城市之间的贸易。在事实上所有的周期内，农产品价格的上下波动都比工业品价格波动大，而多数工业品是在城市生产的。但是，从其他非价格因素得出的持久性的总结则是，在增长快的经济周期内，城市比农村更加不稳定，也就是是说，城市的产品、收入和投资增长更快；而在增长放慢的周期内，农村更加不稳定，也就是说，农村的生产、消费和投资增长更慢。因此，结论就是，平均来看，农村经济更加不稳定，但在每一个 周期的两个阶段（至少 1984 年以后），农村经济都差一些，结果就会造成我们已经提到的农村 - 城市消费模式的长期恶化。
第三个研究问题是，国家宏观经济模式的波动是否对农村产生影响？在第四章分析的基础上，第五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大体上说， 除了 1996-1999 年以外，国家政策和经济周期对农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最后，第四个研究问题是，农村经济的独立性是否会影响国家宏观经济趋势，并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性。结论仍然是肯定的，在只有在 1996-1999 年这个时期，开始是积极的，后来变得消极。农村购买城市生产的耐用消费品，以及这些年里农村住房完成情况为第四章的更加综合的证据增加了具体的关联。
总之，本报告的分析明确地指出，更加有必要考虑农村经济对制订标准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不是因为恶化的农村福利对贫困水平的影响和农村社会动荡的风险，而是因为农村经济具有的潜力，这种潜力是支撑基于国内高水平消费和投资的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巨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