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领导人邓小平曾告诫说，随着财富和实力的增长，中国应保持低调（亦即“韬光养晦”），但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已经不露声色地将这一教诲抛诸脑后，只是我们或许还未曾意识到这一点罢了。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在周边地区推行更为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和自主专断势头见长，习近平主席也显示出了与这种情绪相匹配的自信。多数周边国家领导人对此持积极但谨慎的态度，而日本和菲律宾对此的看法就不那么乐观了。问题在于，中国一方面希望从对其邻国展开的魅力攻势中获益，另一方面又想警惕地维护着对边远地区的领土主张。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中国在10月24日至25日举行了一次有关周边外交的重要会议，习近平做了被称为“重要讲话”的发言，随后由李克强总理以及党和政府外交政策的最高官员依次讲话。这次会议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宣布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翻译为全国安全理事会/委员会）的设想。总体来看，这些举动预示着中国政府将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有效利用中国最近取得的财富和影响力，以“维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
习近平的讲话列举了经济援助、贸易、科技、金融、安全和公共关系外交，将其视为中国区域战略的手段。官方发布的新闻稿并未提及诸如领土争端或将要实行的东海防空识别区（ADIZ）等敏感问题。不过据本次会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问题都是会议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在九月对中亚四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以实际行动为周边外交会议揭幕。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他呼吁建立“新丝绸之路”，以便增强整个中亚地区能源、贸易、电信和区域发展的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习近平此次出访反响良好。
在本次会议举行以前，习主席和李总理还于十月中旬参加了在东南亚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论坛和东亚峰会（EAS）。就在奥巴马总统疲于应付政府关门危机之时，习李二人完成了对东南亚五国的友好访问，并承诺提供援助和发展贸易。
一项重要成果是宣布筹建“东盟基础设施银行”。据一位官员透露，该设想旨在利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为港口、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以便进一步整合中国与东南亚市场。中国希望通过向某些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国的银行资本提供名义捐款的方式实现区域买进，若这一方案得以顺利实施，其长期经济和软实力影响不容小觑。
区别对待政府和人民
本次周边外交会议的一个结果就是，努力赢得了与中国关系不佳的国家的人民支持。在中国媒体对日本进行了几个月长篇累牍的负面报道后，十月下旬中国举办了第九届北京—东京论坛，两国前任官员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出席了本次论坛活动。媒体对于这一规模相对较小的活动的报道却异常积极，日方与会者能够通过中国的新闻渠道发表署名文章。
自从钓鱼岛主权争端加剧以及11月23日中国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以来，在日本进行的有关中国的民意测验结果都相当负面。尽管如此，有报道称中国在冻结两国高层官员交流活动的同时，仍准备继续寻求改善普通日本民众的态度。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一直保持着惊人的弹性。中国的目标是孤立安倍政府并向其施压，迫使其承认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争端。
同样，中国也以差异化的方式对待菲律宾。阿基诺总统因持续的近海沙洲和暗礁主权纠纷而被一个中国主办的区域会议拒之门外。迄今为止，菲律宾寻求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反对中国领土主张的诉讼已获成功，中国对此恼怒不已。
然而，当台风海燕（尤兰达）在菲律宾南部肆虐时，中国反应虽然迟缓但最终还是提供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救援协助，甚至派出了新型海军医疗船——和平方舟，帮助救治伤员。
中国对其主张的坚定程度并未减弱
在本次周边外交会议上，中国进一步强化了对有争议的海上领土的主权要求，这是邓小平对外交事务低调处理的方法被抛弃的又一标志。据报道，会议最终批准了酝酿已久的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目标；在黄海和南海设定防空识别区的计划可能也在规划中。
这一观念于2008年首次浮出水面并获得支持，当时日本有关中国入侵其防空识别区的报道甚嚣尘上，从而促使中国人寻求针锋相对的做法。中国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此类识别区不受国际法管辖，中国完全有权建立自己的识别区。当日本官员公开讨论击落飞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尖阁列岛）上空的中国无人机时，中国国内推动设立本国防空识别区的推力不禁加快。
有关官员将防空识别区看作是增加制衡日本砝码的一种手段。一旦中国宣布设定包括争议岛屿在内的防空识别区并与日本的防空识别区重叠，日本将不得不面对更大的国内外压力，甚至会迫使其就接战规则展开谈判以避免摩擦。这就会给中国带来机会，使其可以坚持以下前提，亦即日本必须承认在这些岛屿的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而这正是日本所不愿承认的。
考虑到此次周边外交会议所拟定的政策要点普遍具有积极作用，中国设定新防空识别区的公告显得尤其不妥，在与邻国打交道方面也可能会事与愿违。人民解放军负有保卫防空识别区的责任，亦须对声明负责。该声明乍听起来让人感觉警告意味十足，毫无安抚宽慰之意。来自美国、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负面反应十分强烈，其他邻国也忐忑不安，中国不得不在随后尽力澄清安抚。
这种拙劣的做法，与中国领导人普遍具有的为中国持续发展而促进地区环境稳定的积极意愿形成对照，这可能是因缺乏外交经验的军人步入外交领域所带来的持续影响所致。中国前外交官反应迅速，他们请外国领导人告诉中国领导层，诸如设立防空识别区这样的问题应该在发布公告前进行事先协商，以免出现不必要的负面反应。尽管表现不佳，但中国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或国家安全理事会，最终译法待定）仍有望弥补政策执行方面的差距。
但同样有理由认为，在涉及主权问题时，中国领导人仍会理直气壮地采取强硬立场。当然，习主席在过去一年的言行表明，中国强调对宣称有争议的领土采取积极防御措施，同时主张不断提升其军事实力，特别是在海上活动这一新领域。通过上周的中国之行，不难看出普通中国民众对政府通过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建立起来的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倍感自豪，相比之下，批评的声音要少得多。
许多中国人感到高兴的是，中国政府以其他国家无法阻止的方式迈出了加强并扩大中国影响力范围的一步。这种对设定防空识别区公告的自豪感，与其对采用海事管理机构表明中国在争议海域存在的自豪感如出一辙，这种处理方式在表面上看是民间手段，以此规避直接的军事对抗。
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中国采用了资源充足的议程谋求改善与邻国的关系，美国政府曾多次对此类影响力竞争表示欢迎。中国在1998年至2008年间曾推行过类似议程，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东南亚地区尤为如此。
不过在经历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变得更加直言不讳，对其邻国的领土主张也变得愈发不能容忍。中国开始采用一种充分利用他国涉及领土纠纷行动的方法，例如越南设立了一个自治市对有争议的南海诸岛进行管理，中国即采取了更为有力的行动对此做出回应，这在整个地区引发了一系列你来我往的连锁反应。
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中国是文治还是武攻，其邻国对来自美国的抗衡作用的需求都将继续增长。这使美国在维系美国人民支持的广泛的经济与外交活动之余同时投身于中国邻国的安全领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所象征的这种提升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途径正是美国在该地区固有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东北亚地区相比，东南亚地区相对低水平的军事发展往往会暂时削弱与中国纷争的影响力；然而，东北亚地区各方的武装都很精良，彼此距离也很近，因此其空军和海军也都刚好在彼此的控制范围内。此外，与其前任相比，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现任领导人都表现出了对风险的更高接受能力。事实上，各国似乎都认为一种一触即发状态的紧张局势正切合其本国政治需求。尽管各方都有意控制，但这也可能成为足以迅速燎原的星星之火。
在这种氛围下，人们总是希望获得建立信任机制的灵丹妙药，如热线电话、海上意外事件协定以及中高层外交行动。这也许可行，也可在中韩两国之间尝试，两国的防空识别区虽有重叠，但是领土主张却不重叠。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相比于新一轮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公告，进一步努力达成切实可行的行为准则应该是更为可取的做法。
如果中国继续以日本承认存在领土争端为建立这类机制的前提，日本方面就不会存在达成一致的政治意愿。美国会尽其所能继续协调所传达的信息，敦促各方自我克制，同时明确重申《美日相互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的适用性。必须在顽固地谋求通过更多单边努力改变现状与陷于不断升级的行为（而这是可能通过其他方式避免的）之间达到适当平衡。
这就需要奥巴马政府的发言人发表更加明确和一致的言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声称美国并不打算承认中国的防空识别区。有必要统一国务院和白宫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口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各民用航空公司暗示会接受新防空识别区。
尽管中国已经宣布了防空识别区，但仍要坚持航行自由权，就像政府所做的那样。在航空识别区内坚持遵守国际惯例。坚持认定防空识别区不会传达出主权方面的意义。
美国及其安全合作伙伴需要维持或加快在第一岛链内的部署和演习步伐，以淡化中国抱有的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已削弱的意识。
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应以传统和创新方式与中国的魅力外交展开积极竞争。在涉及公共健康、环境、教育、以更常规的安全方式共享渔业以及外交安排等问题的一系列多边倡议中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国会应该支持总统开展国家外交活动的能力，而不是从中作梗。
美国应该保持其新近恢复的与中国军队进行的军方互动，并予以深化和拓展。国会应该相信我们的军队，取消其《2000年国防授权法案》对该项活动的约束。
最后，美国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冷静地寻找机会以向中国表明，没有事先通知就宣布设定防空识别区实属代价不菲的错误。正如当初朝鲜发射卫星和进行第三次核试验，美国稍后宣布增加其在阿拉斯加的反弹道导弹拦截器发射装置那样，美国应该以耐心的、非挑衅性的方式逐步弱化有关美国部队正在被排挤出中国近海的看法。应帮助中国认识到，这并非零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