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摘要版《太平洋地区的真正挑战:有关“如何遏制中国”的答案》已发表于《外交事务》2015年5月/6月刊。

2011年,笔者曾在《美国的挑战:在二十一世纪与不断崛起的中国交锋》一书中指出,虽然中美两国并不会爆发热战或冷战,但两国在维持亚洲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必要条件上却意见相左,如果无法通过互谅互让的机制进行协调,则两国很可能会逐步走上相互对抗的零和之路。笔者还指出,这一发展动态可能会导致亚洲地区的局势走向极端,同时将对各国努力维持和平和繁荣局势的目标造成威胁。不幸的是,在过去三年内,“非赢即输”的零和心态在两国政府内外乃至亚洲大部分地区不断恶化。事实上,各国媒体以及地区和国际关系专家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将中美任一方的所有行动(无论其影响力的大小)渲染成打压对方势力的刻意行为。

史文
作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史文是美国研究中国安全问题的最著名分析专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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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一不断恶化的心态正逐渐成为中美政界人士的言论和建议背后的推动因素,导致两国的分歧不断深化和加大(而非走向协调和融合)。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必须建设“亚洲人的亚洲”并构建全新的地区安全框架以替代“冷战模式”下由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但美国的决策者和分析人士却谴责中国政府在东海划设美国与日本长期以来一直落实的防空识别区(ADIZ),同时还鼓励其他亚洲国家拒绝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有关亚洲秩序的基础的理念分歧

二战后,美国认为长期的秩序和繁荣局势必须依赖其独特的领导地位以及美国军队在安全保障、争端仲裁、威慑性力量、支持国际法体系及确保重要地区所在国的公共产品供给(包括维护亚太海上安全)中的主导作用。而这一理念与上述消极动态的基础核心理念同时存在。事实上,对于几乎所有美国政府官员和许多亚洲国家的领导人而言,美国的军事优势(即:针对任何可对美国及其盟国在亚洲沿海、整个太平洋西部地区、美国大陆乃至印度洋的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的军事力量,美国具备将其击溃的显著优势)正是绝大部分地区在这七十年内得以维持相对和平的环境并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根据这种观点,美国的海上霸权阻止了长期交恶的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和武装斗争,并确保了各国政府能一直以和平环境下的经济发展作为工作重心。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却坚信,维持全球秩序和繁荣的局面──尤其是在一个日益多极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当中──应依靠世界主要强国之间大体平衡的良性权力格局,因为上述国家具有合作管理日益增多的共同挑战并尽可能通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进行调解的需求。在这个范围更分散但层次更分明的权力体系中,强国有责任指引和帮助弱国,而非控制或操纵它们。在当今世界,迫使别国在军事或政治上依附于本国的任何行为和企图以及未经国际社会同意即侵犯别国主权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从某种程度而言,美国和中国的上述观点都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为了刺激全球发展而维护的公共利益(如海上交通线)及长期的贸易赤字令美国在全球各地都面临重重压力,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对美国式观念及其偏好将给予优先考虑,这也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美国的军事实力及其经济影响力确保了它在金融和贸易领域及以安全为本的体制中的特权地位,这意味着,上述体制的构成要素、宗旨及规则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美国权力和利益的体现,其运行模式确保了美国式观念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得到进一步强化,并且在未获得美国政府首肯的前提下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但另一方面,中国却似乎认为,一个真正平衡的权力体系和基于规则、不断改善的国际决策流程(即:任何国家均不得单方面明确要求别国接受本国的规则或行为)将帮助中国提升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防止藐视别国的单边政策的出台,甚至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并最终令中国受益。

然而,除了上述明目张胆的利己主义行为以外,两国的决策者都坚信,他们所青睐的国际权力分配体系是当前和未来全球格局的真实体现: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尽管全球化趋势正推动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军事关系向着日趋分散、相互依存的方向发展,但只有一个相对友善的超级大国才能凭借一己之力维护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局势,并对世界和平和繁荣构成严重威胁的因素起到指引、引导及威慑的作用。而对中国人来说,所有主要的工业化大国都希望能控制国际秩序,削弱或威胁较小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并在不同程度上动摇整个国际秩序的稳定与繁荣格局。然而,关于整个国际体系内权力分散的问题,许多中国人却认为,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仍需要克制对主导权的渴望并尝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别国合作。

尽管存在这种明显的差异,但在二战后的几十年内,这些观点仍然相安无事的同时并存着,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去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亚洲海上秩序。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饱受毛泽东思想运动和惨烈的国内政治斗争的摧残,同时还受到了前苏联的威胁。与中国位于同一大陆的前苏联紧邻中国的北部边界,拥有幅员辽阔的疆域和远超中国的先进技术。数十年来,这些问题令中国领导人不堪其扰,并最终迫使他们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以对抗前苏联,并促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出台,而上述战略是重新确立中国的地区乃至全球大国地位所必不可少的。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中国人都认为,美国在亚洲的海上优势及由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正是确保其实现中美利益平衡的手段。美国藉此将苏联从亚洲的权力版图上排挤出局,推动了日本的非军事化进程并引导其向着和平发展的目标迈进,并确保了中国的亚洲邻国专注于良性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而非纠结破坏性的军备竞赛或与别国的历史宿怨。美国政府非常乐于帮助中国维持这样的秩序。

所有这一切形式正在发生改变,至少在亚洲是如此。中国以海外贸易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取得空前的成功、前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及对中共或将成为下一个倒台的政权的担忧(1989年的事件和近期爆发的“颜色革命”更加剧了这一担忧)令中国对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依赖程度和影响力都大幅提升,同时也使其自身的弱点和对美国的猜忌大为增加。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财富和权力主要来自国内中西部地区,而中国的安全格局则主要依靠以农民为主力的大规模陆军及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空军和海军。这些军事力量及上世纪60年代收购的小型核武器使中国政府具备了一定的二次打击能力并通过以“诱敌深入”为中心的传统型长期防御体系培养了消耗战的能力,确保了核威慑安全战略的落实1。 

但这种策略再也无法为中国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如今,中国必须在中国的内陆城市及重要的沿海经济中心受到威胁之前采取防御措施。美国在太平洋西部地区的长期优势将对中国国内经济利益及日益增长的区域性经济利益构成潜在的威胁,而中国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具备了削弱(甚至消除)这种威胁的能力和意识。事实上,中国正不断收购可对抗或牵制美国及其盟国的空军、海军、导弹、太空及网络空间作战体系的军械武器,中国还试图扩张既有的海上疆域并呼呼建立新的冷战后亚太安全合作机制,同时,中国在亚洲沿海地区日益扩大经济和政治外交行动,这些都是这一目的的具体表现。有失正义的中东战争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令美国的国家形象蒙羞,加之经济增长乏力及国内政治体制失调,这些问题令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不堪其扰。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持续取得成功。这些因素令许多中国人意识到,中国旨在削弱美国传统的海上优势和经济实力的计划是切实可行的。

这对了解中国现代史和大国权力转移规律的人应该不算是新闻。中国一直以来都迫切渴望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合作,维持互利的经济发展关系,并共同解决流行病的治疗、应对气候变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等日益增多的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中国还希望提高自身的能力,以便更好的应对未来美国及其他政治和军事强国的潜在性威胁,同时增加其整体影响力并不断拓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上版图,这些举措其实都很好理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实力和影响力得到双双提升,其外交利益不断扩大,国内民族主义支持者的态度也日益强硬,因此,中国自然不再愿意接受或默许既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规范和权力格局,因为中国认为上述体系因偏袒西方国家的利益而显著失衡,令中国在战略、政治和经济上处于劣势,亦未能体现全球和地区权力体系多极化进程的动态趋势。中国还担心相比之下日渐衰落的美国会将影响力日益提升的中国视为不得不除的“眼中钉”,或将蓄意打击中国或采取更有力的反击措施。事实上,持有这一观点的中国观察人士并不在少数。

这些观点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中国具有类似掠夺者的邪恶本性。这些观点源自中国的国家利己主义、历史上的不安全感(和民族自豪感)、疑虑和恐惧心理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些观点也源自因恐惧而产生的投机主义心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渴望利用自身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美国相比之下明显的颓势,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事件中加大手中的筹码。

同时,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导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社交媒体及其他媒介上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影响力表现得极度亢奋,这也令他们对中国外交和国防政策更加盲目自信。如今,许多中国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过去的软弱立场及其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合作的无奈之举迫使其在应对重大国家利益的诸多挑战时作出了太多妥协或表现得过于被动,包括:美国对台湾及亚洲邻国的主权声索问题的支持和美国在中国海岸线附近的监视和情报收集活动。对这些分析人士来说,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及其不断扩大的利益使其可能并且必须以更审慎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更强硬的行为)维护这些利益。此外,中国声称美国霸权主义的态度虚伪而傲慢,由此滋生的愤懑之情往往会与由上述观点引发的高昂情绪和坚定决心有着密切的联系。

部分更为偏激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可能改变旨在维护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和平发展政策,使其成为更加锋芒毕露的战略和中国蓄意甚至公开挑衅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的工具。事实上,的确出现了向这一方向发展的少许迹象,所谓的习近平外交政策的底线原则即是其表现之一,它强调了中国处理领土和主权问题时坚守立场的必要性(如中日有关中国东海钓鱼岛/尖阁列岛的主权争议及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有关南海南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尽管中国政府不断强调应与各国寻求“双赢”的结果,但上述趋势实则却支持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将对中国目前的合作与和平的外交政策及在亚太地区实现真正的权力平衡不利。

越来越多的美国及部分外国观察人士都认为,中国对美国在太平洋西部地区的主导地位的挑战仅仅只是个序幕,中国将付出更多努力将美国挤出亚洲的势力版图并最终取代其地区乃至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因此,中国支持构建势力均衡发展的多极化格局的主张被视为企图削弱美国势力、推动中国成为新霸主的伪装战术。的确,对于上述观察人士而言,中国对海上领土争端及美国和日本在其海岸线的监视和情报活动的强势态度都属于特定的战略行动,实际上是中国在“试探”美国及其盟国的决心,中国企图藉此最终建立“禁行区”并确立其对太平洋西部地区的控制权。这一结果将对美国及其盟国在开放、安全、和平的亚太地区的利益构成直接威胁。上述观察人士认为,有鉴于这一威胁的潜在性,进一步巩固美国的主导地位,增加(而非降低)中国在太平洋西部地区的弱势,果断扼杀中国的不良企图将是美国唯一合理的做法。

这一观点在美国政府的文职人员及军队高官乃至美国以外的学者和政策分析师中都普遍盛行。它为一个疑似显而易见的威胁提供了一个黑白分明、一分为二的摩尼教式解决方案,对许多坚信美国维持在亚洲的海上主导权将有巨大的优势(和必要性)的美国决策者和分析人士极富吸引力。实际上,即使是对那些否认中国政府正试图将美国排挤出亚洲的人而言,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维持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仍然是美国最强有力的保障(具体原因详见上文)。虽然绝大多数美国观察人士都赞成美国维持亚洲主导权,但其主张的具体形式却不尽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实力和企图,但美国在军事或政治领域任何与中国有关的重大意外事件中占据明确的主导权,则是几乎所有人一致认同的底线。此外,他们还认为,美国的盟国和友邦也应支持美国继续享有海上优势,这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

这一观点以对美国在亚洲面临的威胁及补救措施可能带来的后果作出的错误、危险及越来越不现实的评估为基础,这也是这一观点的症结所在。中国旨在限制或完全遏制美国的主导权的实际行动及其拓展海上势力版图的举措几乎完全是由于不确定感、恐惧、不安全感及一定程度的投机主义心理所造成的,而非中国争夺霸主地位的战略愿景,尽管中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确有愈涨愈高之势。有人认为中国野心勃勃的谋求能压制美国的霸主地位并希望最终将美国从亚洲排挤出局,这些观点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站不住脚的理论假设、与历史的错误类比或极少数中国分析人士的非权威性观点为基础,而绝非当前盛行的有关中国战略和原则或中国过去和现在的行为的真凭实据。

这些观察人士认为,所有新兴大国都企图在国家间的非政府体系中争夺硬实力的主导优势,而中国则一直试图争夺全球霸权地位。然而,这样极端的理念与权力争夺和权力平衡、侵略和遏制、威慑和安全保障这些历史上大国关系的特点背道而驰。这些理念也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近代及更早的年代,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通常是以实际而互惠的物质利益交换为基础,而非中国对其硬实力的控制。虽然中国暗地里更倾向于与领邦小国建立具有象征意义的从属关系,但中国在近代及更早的年代中与别国的关系并不等同于明确的统治和附庸关系。此外,中国周边出现的独立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以及核武器的诞生已大幅削弱了(虽然目前尚不能彻底遏制)当代中国领导人主导亚洲及开拓排他的势力范围(尤其是在硬实力领域)的意愿和能力。大幅减少中国的弱点,在自身势力范围内加大中国在政治、外交、经济领域的筹码并以确保周边邻国在采取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行动时能体现中国的利益,这些必将成为中国领导人不可避免的目标。对于作为亚洲大陆强国之一的中国,这是一个相对保守、但在许多方面却很好理解的目标。同时,这一目标并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国的重大利益构成威胁。

美国的主导权难以为继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虽然目前中国争夺霸权的妄图不能成为美国维持主导地位的合理理由,但在美国政界人士中普遍盛行的“无论中国有何企图,美国的主导权都是必要的”观点是否是确保地区(乃至全球)秩序的最佳手段呢?有人认为,美国在太平洋西部地区的鲜明优势是维持亚太地区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唯一基础,这一观念深深植根于美国例外主义理论和霸权国家将在国际秩序中获得大量好处的信念,它过于危险,理应被逐渐淘汰,主要是因为:

首先,美国的主导地位明显优于自身这一事实绝对是中国政府无法接纳的,而许多主张美国占据绝对主导权的拥护者却认为这是美国对抗日渐崛起的中国、确保亚洲地区维持长期稳定的必要手段,具体还包括美国所有有关“行动自由”以及在中国周边地区爆发任何可能的紧急事件时无需增加过多的资金即可确保“轻松取胜的作战能力”。美国绝不会容忍任何国家在其周边邻国占据此类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日益强大的中国要对邻国争夺霸权的行为忍气吞声呢?鉴于中国不断扩张的利益及不断提升的实力,美国在中国的海岸线采取的任何旨在维持其绝对军事优势的举措都毫无疑问将引发军备竞赛,逐渐动摇稳定的基石,耗费巨大的财力,加剧亚洲各国两极分化,加大摩擦,并打击中美双方在共同解决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时相互合作的积极性。

美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内努力维持并增强其军事优势的举动将进一步加深中国的恐惧并令其遏制美国的信念更加坚定,中国民众的情绪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者的压力、有关美国帝国主义动机各类意识形态及中国致力于巩固多极化秩序的承诺的影响。事实上,如果美国坚持长期明确地暴露中国的弱点和疲软缺陷,令中国无法通过安全的防御措施捍卫其领土或在与地区安全相关的问题(如海上领土争端,台湾问题或朝鲜半岛的最终命运等)上无法有效地施加影响,那么任何承认美国绝对军事优势的中国领导人将几乎毫无疑问地都要面对持续而激烈的批评。如果不出所料的话,中国的经济实力将持续增长,这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自信,当面对这一局面时上述问题将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抵制美国竭力在中国沿海地区的维护主导优势的行为将成为中国未来的领导人的政治生涯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美国能否长期稳定地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优势与中国能否在该地区建立自己的优势一样,都处于不甚明朗的状态。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针对亚洲的长期安全环境设立了两个研究项目(《2030年的美日同盟与中国的军事格局的战略评估》及《及亚太地区的冲突与合作》)并得出结论:尽管美国在漫长的未来仍将是全球范围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为了保持领先于中国海岸线1500海里以内不断增多的军事和准军事设施(即所谓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所覆盖的地区)的绝对军事优势,美国不得不投入大笔资金,这令美国政府极有可能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紧张问题,势必对国防开支造成负面影响。尽管美国政府一再强调“亚洲再平衡”战略将有助于维持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但仍于事无补。此外,这种大规模的经济限制因素极有可能因全球其他地区(如欧洲中部和中东地区)持续紧张的局势和不断爆发的冲突而进一步恶化。上述因素很可能会令美国试图向亚太地区转移军事力量(和资源)的举动更趋复杂化。

当然,美国在危机或冲突爆发后持续把全球其他地区的军事资产转移到亚洲的能力将有望扭转美国在太平洋西部地区的军事实力相对衰弱的颓势。但此类基于危机事件的“解决方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而未来的任何可能威胁中国的军事行动(如台湾问题或中国与邻国之间的海上争端)都极有可能引发迅速的打击行动,而一旦类似行动被付诸实践后,要想弥补其后果往往非常困难且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样重要的是,尽管美军应对军事挑衅的整体能力有所提高,但中国在亚洲沿海地区日益频繁的常规军事行动及其影响力和众所周知的美军实力的相对削弱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亚洲国家的安全计划(尤其是美国的盟国和友邦)。中美两国当前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两国围绕地区权力之争的天平如果明显倾向于中国,将导致这些亚洲国家为了避免美国在危机或冲突爆发时失败而带来的损失而主动建立更强大、更独立、或将破坏稳定局势的军事设施和/或(牺牲美国的利益来)顺应中国的利益,例如:摈弃过去或未来与美国共同制定的安全计划。

然而,对美国的海上优势作出限制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最终成长为亚洲的下一个军事霸主。上文中提及的卡内基研究报告也认为,美国绝大多数情况下将保持在亚洲的军事优势,除非出现美军撤出亚洲地区的最糟糕局面(但这一可能性极低)。尽管中国在亚洲地区军事实力将在潜艇和水面舰艇、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战斗机、防空、联合作战等关键领域继续得到大幅提升,但中国的军事实力将无法超越美军在太平洋西部地区的明确优势,其他地区就更不用说了。因此,中国所有尝试在亚洲建立优势的行动几乎不可避免地都将以失败告终,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能力和决心不容小觑,同时也因为中国的上述举措将令亚洲各国更倾向于采取亲美路线。其结果将引发亚洲地区的冷战或热战,加剧两极分化,导致军备竞赛,并将提高爆发危机和冲突的可能性。

中国领导人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因此,他们只会局限于采取特定的形式获取优势(相对于通过有限的途径采取实际行动而言),如果美国政府的言论和行动能让他们意识到,即使只需要达到最低的安全级别,中国也不得不这样做。如果美国政府在中国的12海里领海和领空范围内削弱中国的军事实力或针对中国建立远距离军事封锁线,同时坚持在亚洲维护既有的军事优势,那么中国领导人必然将认识到这一点。目前美国政客们正在考虑的可行性行动计划──如空海一体战或海上控制(前者旨在通过先发制人深入中国内陆的精确打击行动击败中国,而后者则通过沿中国大陆东部和南部沿海的第一岛链建立封锁线遏制)──与上述理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面对自身日益衰落的军事实力和中国稳步提升的权力和影响力,任何努力维持美国优势的行动都极有可能加剧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的竞争,恶化两国的紧张关系,并为美国的盟国和友邦带来极大的困扰。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零和趋势尚未出现,但关于维持亚洲的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必要条件,两国人士各执一词,导致中美两国政府中越来越多的怀疑和信仰激烈碰撞,这无疑将推动零和趋势的出现。

当然,如果中国经济崩溃或降至无法再向美国的海上优势发起挑战的超低水平,那么推动亚洲权力格局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将变得毫无意义。事实上,部分分析人士在剖析亚洲安全局势时指出,这种可能性很大,令中国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的设想不足为惧。但上文中所提及的报告《2030年的美日本同盟与中国的军事格局的战略评估》及《亚太地区的冲突与合作》却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出现如此不利局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同样重要的是,认为中国最终就走向衰弱的错误信念导致美国在适应当前和未来的现实时无法立刻进入状态,而这将加大日后美国采取协调措施的难度。一则,采取实际的行动需要很长的时间,二则,届时中美双方对彼此的猜忌将不断深化,双方也许都不愿意作出必要的让步。

过渡至权力平衡稳定局面的必要性

因此,对于美国和中国两国而言,未来主要的战略挑战将是如何建立互利的过渡模式,推动从美国的海上优势到太平洋西部地区的权力真正平衡的稳定局势的转变,以确保在军事冲突中任一方都不具备明确的取胜优势。考虑到塑造亚洲地区新格局的现有和未来趋势,实现这一目标有很大的难度,且隐含着巨大的危险,但却是非常必要的。

一般来说,真正的权力均衡格局都有增加冒险行事和误判几率的潜在可能,尤其当一国或两国都认为,他们必须确立或巩固其显著的优势地位或对其实力显著减弱的现象作出补偿,这可能是通过咄咄逼人的试探对方的决心、提出特定的利益要求或管理一系列政治或军事危机来表现的。要想避免或有效地控制这种局面不仅需要在亚洲现存的体制之外建立多种多样的危机管理机制和信任机制(CBM),还需要两国制定高水准的战略保障和限制措施,具体包括大量对双方行动的自由性作出实质的限制及美国在中国沿海周边的敏感地带的军事优势,还包括在上述至关重要的领域内持续拥有的威慑和指引能力。

许多学识渊博的观察人士都曾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意图增强两国互信并加强双方合作,包括建议中美政府设置国防开支上限、作出有限让步或在海上领土纠纷和台湾问题上增进理解以及针对双方合作的承诺和核心利益作出更明确、更协调的底线声明等。3虽然很多类似倡议具有深远的意义,但它们通常无法解决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包括中美有关维持亚洲地区的秩序和繁荣局势针锋相对的理念和信念、由于对中国历史进行错误类比所产生的误解及其国内民族主义观点和压力所导致的基本威胁理论。此外,几乎没有观察人士建议缓解中国沿海周边不稳定地区(如朝鲜半岛和台湾及其周边地区)未来长期的紧张局势以明显改变上述地区的权力体系。

为了减少势均力敌的环境所固有的潜在不稳定性因素,美国必须采取特定的行动,以减少未来中美最有可能爆发的危机的诱发因素及试探对方决心的行为,同时增加有意义的长期合作的机会。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美两国需要就台湾和朝鲜半岛未来长期的发展状态、海上领土争端的管理事宜以及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在第一岛链或至少在中国和日本的专属经济区(EEZ)内允许范围和作用达成可信赖的相互谅解。上述相互谅解的共识应以可信赖的形式减弱上述区域作为中美展示自身实力工具的作用或在其中建立稳定的中美权力平衡格局,从而在中国沿海周边地区建立真正的缓冲区。

就朝鲜半岛问题而言,这意味着韩国和朝鲜能摆脱外国军事力量的控制,建立统一但不结盟(或松散的结盟关系)的双边关系。这将需要中美政府在朝韩建立此类关系前作出可靠的安全承诺,确保统一的朝鲜半岛将摆脱胁迫并维持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双边关系。这样的承诺可能会令朝鲜半岛在某种形式上大大减少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至少在短期到中期内需要如此)。这一过程可能还需要日本对统一的朝鲜半岛作出安全承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不购买可能会对韩国造成威胁的核武器或某种类型的常规武器(如精确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等)。当然,如果朝鲜半岛仍处于分裂状态、朝鲜继续威胁将攻击韩国,那么这一切就将沦为空谈。因此,最理想的情况将是,太平洋西部地区权力平衡的稳定局势推动朝鲜半岛尽快统一。但一旦这一目标未能成功达成,那么相关各国就必须就朝韩问题的最终处置方案尽快达成清晰而可信赖的谅解协议。

就台湾问题而言,如果任何有助于缓解海峡两岸矛盾的可信手段将威胁任何一方的利益,都首先需要中美双方就美方军售行动达成谅解,以期在中国的军械制造(如弹道导弹和攻击机等)和针对台湾的军事部署的问题中取得进展。中国还需作出可靠的保证,承诺不会在任何因缺乏台湾直接的独立声明或美军在台湾部署武装力量的可能性紧急事件中对台湾使用武力。过去,中国政府拒绝作出任何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承诺,认为此类承诺无异于限制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然而,与朝鲜的情况相同的是,中国政府可能会认为对台湾使用武力作出限制的情况有助于创建太平洋西部地区稳定的权力平衡格局,因此是可以接受的。中国领导人也可能会将其视为大陆与台湾最终走向统一的重要一步。此外,中国还可能需要接受下述条件:1)中国政府应明确表示,大陆和台湾的统一问题必须采取和平的方式且应顺应台湾人民的自由意愿,以及2)默认两岸的最终统一需要经历几十年的漫长时间。而美国则需要对中国作出保证,只要中国遵守自身的承诺,那么美国将既不会在台湾岛上部署军队,亦不会向台湾政府提供更高程度的军防协助。中美两国应就这一过程的具体具体步骤详细咨询台湾和日本当局,并就双方达成的谅解作出明确而可靠的保证。

就东海和南海域内的领土争端问题而言,美国需要作出明确的声明,承诺除了针对美国的两个盟国(日本和菲律宾)挑起的明显的安全挑衅以外,美国对争端当事国之间的争锋没有任何直接的兴趣。同时将抱着客观公允的态度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及解决冲突和用于仲裁索赔的既有法律程序予以支持,但美国无需坚持在所有问题中都运用非强制手段。即便如此,美国也应明确反对(必要时应摆出强硬的态度据理力争),任何试图建立禁行区或在国际社会公认的12海里领海区以外的海域建立事实领海区的行为。中国政府必须通过公开的声明或行动明确表态,绝不会将争端诉诸武力并且中国不会试图将竞争对手驱逐占领区。中国还应(公开或私下)作出可靠而令人信服的声明,承诺位于其所谓的“九段线”以内、特定岛礁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范围以外的南海海域属于公海范畴域。尽管毫无疑问这一目标很难实现,但伴随着中美双方对彼此的猜忌减少,第一岛链的作用将相对削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双方达成谅解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在更广泛的常规军事领域,美国需要以真正平衡的心态和相关的军事理论取代目前的军事主导地位(至少在第一岛链内如此)。这可能以所谓的“相互否定”的行动理念为中心思想,确保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国拥有充分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A2/AD)类型的空军战斗机、海军战舰、导弹和空间打击能力,以降低在潜在不稳定地区或区域内通过军事手段持续维持优势的风险和危险。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一方都无法拥有在冲突中获胜的明确优势,但双方都拥有足够的防御能力,以阻止或严重干扰敌方针对台湾、中国大陆及反对美国本土或盟国的领土发起的攻击行为或任何封锁或控制亚太地区关键战略交通线(SLOC)的行为。这可能需要事先商定在太平洋西部地区生产和/或部署特定类型的武器系统的限制条件,如纵深打击型隐形飞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地面和次地面的军舰部署等。

在核武器问题上,太平洋西部地区维持稳定的权力平衡需要建立一系列明确的共同承诺,旨在提升各方核武器的威慑能力,从而显著减少从传统的危机或冲突升级为核对抗的危险。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美国及其盟国的国防分析人士应明确限制中国的核武器能力,并摈弃“美国主导地位必须扩展至核领域”这一危险的概念。美国政府应该表明强势的立场,表明美国不会威胁中国的报复性核打击能力。换言之,美国必须基于相互威慑的概念,维持中美核平衡的有效运作,而这对美国也是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举措。此外,为了提高可信度,美国政府还必须考虑放弃远程精密全球打击系统及任何可通过核打击或常规手段摧毁中国的核武器的其他新型系统,并作出更多承诺,保证其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无法抵制中国第二次打击行动。中国肯定愿意看到美国作出这样的保证并乐于避免中国从现有的最小威慑能力、二次打击核能力向着更广泛的军事能力的提升。

显然,这些变化将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国和友邦造成的重大的影响。日本尤其将在助力太平洋西部地区维持中美权力的稳定平衡这一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帮助日本向韩国作出上述保证,并接受美军在心态和立场上针对台湾问题作出的上述调整,中美双方有必要达成明确的谅解协议。一般来说,第一岛链内建立真正的缓冲区或中性/平衡区内极有可能要求日本通过自身努力或强有力但仍相对有限的美日安全同盟关系(后者自然更受美国的青睐)大大提升其防御能力。在后一种情况下,日本将因提出“相互否定”的防御理念成为美国关键的合作伙伴。这将需要建立更完整的美日C4ISR体系(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基础设施、针对中国可能发起的、或将破坏美国和日本的军事资产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打击行动的更强大的被动防御设施以及不断增强的日本物流和后勤支持体系,同时这也将大幅改善反潜战(ASW)和拦截飞机等日军特定的防御能力。然而,在参加整个太平洋西部地区及其他地区内的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的安全活动时,日本并不需要成为美国完全正规化的安全合作伙伴。

对中国来说,要接受有所增强但作用仍然有限的美日同盟、统一而基本不结盟的朝韩关系、面对台湾问题时对中国军事能力作出的限制以及上文中提到的稳定的权力平衡格局,意味着中国必须明确且自愿地放弃那些长期孜孜以求且野心勃勃的当前和未来的安全目标。这就包括(也是最明显的)明确控制中国沿海周边地区的领海权和领空权,及建立以中国为中心、基本排除美国势力的亚洲经济和政治秩序。反过来,这可能还需要中国督促民众采取共同的行动,对中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呼吁中国争夺亚洲主导权并以咄咄逼人的暴力手段解决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各种主权问题及其他争端的言论予以拒绝和抵制。虽然目前仍不是主流思想,但随着中国实力的日渐提升,(同时如果美国政府希望维持往昔的霸权地位以应对中国崛起的趋势的话)这种观点极有可能成为更普遍、更有影响力的理论,并将对地区稳定构成明确的威胁。中国作出类似让步的好处在于,美国对中国切身利益的威胁将降至更低,中国的安全级别将得到增强,同时中国还可以避免代价昂贵且日益危险的安全竞争。这些新形势也会有助于中国更加专注地建立稳定和繁荣的国内环境。

在亚洲建立稳定权力平衡格局的障碍因素

中美两国政府在观念和实践、军事行动部署和太平洋西部地区权力分配关系领域实现上述重大变革的过程中,存在数个障碍因素。

在美国方面,首先是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美国决策者和政府官员普遍不愿看到在这一至关重要的地区内出现取代美国军事优势的霸权国家的出现。这样的海上优势数十年来无疑为美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它与美国例外论根深蒂固的观念一脉相承(美国例外论强调了美国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重要性)。此外,从短期来看,美国白宫(及其他各地区)的政府官员及决策者自然而然的趋利避害心理将对政策和行动中的重大改变产生不利影响,在缺乏迫切而明显的变革需求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事实上,对于任何大国(更别说像美国这种超级大国)而言,在自身的优势尚未全然尽失之前,为主动削弱自身的影响力而启动根本的战略变革,这一过程绝对将困难重重。

尤其在太平洋西部地区,得益于美国在中国沿岸的情报收集、监视和侦察活动及美军在第一岛链内更深远的影响力,美国海军及美国的许多决策者都坚定地认为,美国的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实力)在任何一个国家的12海里领海和领空以外的区域内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和约束。这部分源于对任何限制美国海军的行动都将引发多个沿海国家对美国的海上行动自由原则的挑战的信念,并可能减少支持美国海军行动的资源和范围。此外,美国在中国沿海周边地区持续部署强大的海军军队的特定需求体现了美国想要获取有关中国日益增长的海上空军和海军的能力更准确的情报信息。美军的上述军事部署也被视为保持其亚洲盟友(如日本和菲律宾)对美国的信心的必要手段及确保中国部队台湾采取袭击行动的震慑工具。巩固军队的利益、收集情报的需求及安全需求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继续维持海上优势的明显倾向。然而,中国理所当然地拒绝承认美国的长期主导地位首先在中国反对美国海军一如既往的在中国沿海地区(即:至少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内并可能在第一岛链内)言论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第二点与第一点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的决策者极其不愿意针对朝鲜半岛和台湾当前的地位问题作出重大调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任何旨在削弱美国对两大行为体(军事盟友和美国的受保护国)的安全承诺或者将对其作出重大调整的行为都可能导致核武器的扩散和/或引发来自朝鲜或中国的威胁或攻击行为。此外,日本也可能因上述行动而对美国对日方的安全承诺产生质疑,这可能导致美日同盟的发展停滞和/或日本购入核武器。虽然日本和台湾的部分人士可能为了维持自身与美国现有的关系,或是为了避免防御设施的更新换代而承担昂贵的费用而过分夸大了事实,这些问题的确是真实存在的。

在中国方面,也许阻碍亚洲地区过渡至稳定的权力平衡格局的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中国政府对国内外局势的不安全感及其自身的无能。中国领导人的合法性和支持率不仅取决于经济上的成功和不断提升的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有赖于中国人民因中共带领中国走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侮辱中华民族的“丧权辱国百年史”并坦然面对当代针对华裔的种族歧视(包括真实的和自以为是辱华现象)而怀有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中共制定的政策往往都善于利用许多中国公民对“不可一世”的西方国家和日本的不满之情。

这一观点使得中国领导人对上文中提到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及中国人民对美国及其盟国的猜忌心理充耳不闻。这也使得“日渐崛起的中国仍属于不发达国家,实力相对较弱,因此中国必须继续隐瞒其军事能力,并最大程度的发展其整体能力”这一观念更易于被民众接受。换言之,中国政府极易受到来自极端民族主义的压力的影响,但同时又不愿考虑对其主权权利(如台湾问题等)及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作出自觉的限制(在亚洲地区尤其如此)。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有意于争夺主导地位,但这确实令中国更难接受在太平洋西部地区实现稳定的权力平衡所必需的相互限制条件。

虽然尚未开启双边大谈判,但已达成明确的谅解和阶段式进步

从这些障碍因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美两国在短期内并不打算就建立新的地区安全环境启动正式的双边大谈判(更别提达成相关的协议了)。4此类政策和行动的根本性转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阶段式过程。但只有中国、美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政治精英们都能严肃地审视亚洲业已出现的长期性趋势并认识到权力分配已经发生改变这一事实及对安全格局作出大幅调整的必要性后,上述转变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只有那时,他们才会对把长期稳定的权力平衡格局的需求纳入系统的考量范围,并认真考虑主要的行动方案。最初,只是少数美国国内的人士开始认真审视并接纳上述观点,随后蔓延至美国的盟国和受保护国,最后才会通过中美两国之间旨在达成相关过程和行动方案的共同认知的战略对话扩大至中美关系领域。这些共同认知应提供充分的机会,对双方评估和评价对方行为的真实性和可信度都具有建设性意义。

如果中美双方可以针对整体战略调整的必要性达成上述谅解,那么针对减少潜在的不稳定和富有意义的合作计划展开具体协商(包括韩国、台湾,和第一岛链内的海上领土争端问题)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旨在帮助太平洋西部地区以和平稳定的方式过渡至真正的的权力平衡格局的战略谅解备忘录压力有助于中国威逼或利诱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或对其施加强有力的限制,助力朝鲜实施改革开放制度,并最终帮助朝鲜半岛实现统一。虽然目前仍难以想象,但鉴于随之而来的明显的利益,中国政策实现如此巨大的转变的确是有可能的。韩国可能会在朝鲜半岛同意后抵制不结盟的趋势,但稳定的权力平衡格局所带来的明显的好处很可能会令韩国最终放弃抵抗。就台湾问题而言,如果美国和中国领导人能以软化海峡两岸的矛盾所需的共同承诺和限制条件所带来的利益说服台湾政府领导人改变立场(在上述情况下,美国均不需要放弃对宝岛台湾的控制权),那么就上述转变导致的不良后果(包括任何诉诸核武器)就很有可能得以避免。

就日本和美日同盟而言,许多观察者在过去要么认为建立稳固的美日同盟关系和扶持一个强大的日本将被视为对中国的严重挑衅,因此得不偿失;要么认为日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限制因素过多,导致这一计划并不可行。然而,与台湾和韩国的情况一样,如果日本能以缓冲区的角色作为第一岛链内稳定的权力平衡格局的基础,并且只要对日本的发展在范围和目的上稍加牵制,那么中国似乎也乐见其成,而相对于令日本颇为不满的发展限制,这最终对日本是大有裨益的。

不幸的是,对于如何基于稳定的权力平衡格局构建全新的安全环境并无一蹴而就的方法或技术。只有果断大胆而富有远见的各国领导人勇于承担重大的风险(尤其是国内政治领域的风险),并运用高效的外交手段方能促成这一安全环境的建立。但另一方面,如果美国试图继续维持在太平洋西部地区的优势,以零碎而渐进的方式与中国共同管理各种摩擦与纠纷,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就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现有战略的明显失败却导致过渡至稳定的权力平衡格局的行为一度延后,这无疑将进一步增加这一过程的难度。

最终,如何在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情势更危险前明智而坦诚妥善地应对地区权力分配的变化趋势并避免中国崛起带来棘手的问题,将是美国、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决策者们目前需要面对的问题。目前尚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性方案。

笔者对Mike M. Mochizuki、金骏远(Avery Goldstein)、包道格( Douglas H. Paal)、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查尔斯•格拉瑟(Charles L. Glaser)及Rachel E. Odell对本篇文章的草稿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深表感激。

备注:

1 Michael K. Metcalf,《有中国特色的帝国主义?审视及重估〈2006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国防情报局,2013年)29。

2 史文等,《2030年的美日本同盟与中国的军事格局的战略评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2013年);史文等,《亚太地区的冲突与合作的战略评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2015年)。

3 由詹姆斯·斯坦伯格和迈克尔•欧汉龙合著的《战略性保障和决议:二十一世纪的中美关系》(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4年)可提供近期以来的最佳证明。

4 休·怀特及其他极少数分析师察觉了亚洲权力分布格局的改变,但却误认为中国正在寻求以独有的方式建立地区主导地位和/或在解决整体问题时呼吁采取极其不切实际的手段(如:通过美国总统发表正式声明,宣布放弃美国的主导地位或中国、美国及其他主要亚洲大国效仿欧洲建立正式的协调机制等)。详情请参阅:《中国的选择:为什么我们应该分享权力?》(休·怀特著)(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欲了解支持中美双边大谈判的论据,请参阅:《中美双边大谈判:军事竞争与妥协让步之间的艰难抉择》(查尔斯·格拉泽著)(《国际安全事务》第4期第39卷)。4(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