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极易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因为其国内市场正在萎缩和失衡。尽管中国政府可能会试图通过人民币贬值或利用法规来区别对待美国公司,以此应对美国增加关税的举措,但这些措施很难保证能够取得成功。更可取的途径是,重点增加普通中国人的收入,这样他们就可能增加支出。

迈克尔•佩蒂斯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是一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专业为中国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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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可以促进中国政府加快自2012年以来的国内再平衡,那么与美国的贸易冲突威胁可能对中国经济有利。


若想明白其中的原委,请记住,任一国家生产的所有产品必须用于满足国内需求或者出口国外。只要世界其他地区接受了这些出口产品,则该国的家庭、企业和政府就可以通过减少花费来实现集体储蓄。相反,如果国内消费和投资支出大于国内生产,那么二者之间的差额必须通过进口来弥补。当人们的支出超过收入时,必须通过吸引外国投资者来弥补差额。


人们可能预计中国会出现巨大的贸易赤字,因为政府和企业在基础设施和资本支出上消耗的产出份额一直是有史以来最高的。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取得贸易顺差,这是因为中国家庭以及中国政府(代表家庭)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非常低。其结果是,中国的储蓄率显著高于投资率。
然而,如此高企的储蓄率与中国家庭的储蓄偏好并无关系。相反,这是因为大多数中国家庭从中国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入相对较少。国有企业和中国政府不成比例地攫取了他们劳动创造的价值。


如果全球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的冲击超过了对中国进口需求的影响,那么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之间的差距将被迫缩小,与出口收入下降相匹配。


可能有四种方式会造成这种结果。


政府可以促进国内投资。这是政府针对全球金融危机作出的反应,因为危机粉碎了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中国采取的刺激政策和其他地区经济疲软态势相互作用,导致中国的贸易顺差在未来三年内从2006-2008年的约7%下降到不到这一水平的一半。然而,中国现在认为刺激政策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在2008年之前已经在基础设施和建筑上投入了太多资金。增加投资导致债务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偿债能力,这就是中国为何经历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一次债务繁荣。


因此,自2011年以来,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放缓投资增长速度。中国贸易顺差的萎缩可能导致储蓄率下降,而不是投资率上升。要实现这一目标,方法之一就是提高失业率。即使停止挣钱,人们仍然需要吃饭,因此失业率飙升会机械地降低国民储蓄率。这就是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和最近希腊所发生的状况,但这显然是中国政府想要避免的局面。


还有另外两种途径可选。


中国政府可以鼓励家庭通过借贷减少储蓄,增加支出。中国家庭负债在过去五年中已经激增,现在与美国水平不相上下。进一步增加家庭借贷不是一个可行的长久之计。


因此,唯一可持续的应对措施是政府重新平衡收入分配,但此举首先会使中国易受伤害。中国政府必须大幅增加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以便国内消费迅速上升,足以抵消贸易顺差的下降。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提高中国普通家庭的收入份额意味着减少强大的地方政府和精英阶层的收入份额——中国总理李克强称之为既得利益。


尽管中国在2012年开始再平衡,但这一过程过于缓慢,无法控制债务增长,更不用说让中国经受住贸易战了。


过去几个月来,在各种令北京头痛的忧虑中尚存一丝平静的乐观,原因在于:贸易战的威胁将使中国能够突破既得利益者对经济再平衡的阻力。如果失败,则仅剩的选择就是失业率上升或者背负更多债务。 

 

本文最初发表于《巴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