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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词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传统基金会谈美中经济关系

2007 年 6 月 5 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M. Paulson)在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发表了题为“中国与战略经济对话”的讲话,评价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成果与意义。保尔森认为,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产生了实质性后果,并为今后更大的进展奠定了基础。他强调,美国民众不应为某些媒体的片面分析蒙住了眼睛;战略经济对话的任务是长期的。此外,他表示他已经一再向中方强调了他认为中国改革的步伐宁快勿慢的立场。

作者 Henry M. Paulson
由出版
演讲稿
 on 2007年7月11日

源文件: 演讲稿

美国财政部于 2007 年 6 月 5 日公布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的讲话稿。以下是讲话稿的译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IIP) 翻译。

华盛顿 ── 我很高兴能在今天上午来到这里谈谈美中经济关系。在首次战略经济对话于去年 12 月在北京举行之前,传统基金会开辟了 " 网上备忘录 "(Web Memo) ,对战略经济对话发表见解并提出建议。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官员不应当借此对话机会对中国官员进行说教。与此同理,我也不会占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对你们进行说教,因为传统基金会对中国问题有深入研究。我希望告诉你们我的看法,也希望在我讲话结束后的讨论阶段听取你们的意见。

你们当然熟知战略经济对话的形成过程。 2006 年 8 月,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同意创立一个常设论坛来管理我们的经济关系,以互利互惠为目标,以长期战略为基础。我们在北京举行了首次对话,随后通过美中官员之间的一系列会议继续我们的努力,两周前又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二次对话。这个对话具有重要性,因为我们必须理顺双方关系。我们两国间建立开放、诚挚的经济关系,对于全球经济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30 多年来,传统基金会提出并推动各种倡导自由市场的公共政策。你们对自由企业原则的坚定信念与范围广泛的对华经济接触的总体目标之间有诸多共同之处。纵观种种经济问题,我认为中国更加迅速地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符合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最大利益。加快中国的改革步伐也是战略经济对话的主要目标之一。

现阶段,我们提倡开放经济的人们正在搏击强大的保护主义潮流。我已经向中国方面阐明,有一大批美国公众不认为我们两国正在平等分享贸易利益,国会也表达了这种看法。中国代表团在访问期间曾有机会会晤国会领袖。我认为这些会晤体现了相互尊重。中国官员直接与那些对有关问题表示严重关注的人士见面是有益的。

保护主义不仅在美国日益增长,也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中起作用。今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 17 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领导班子的调整。此事可能对许多方面的国家政策产生影响,其中也涉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

战略经济对话的任务是长期的,如果只考虑短期目标,很难实现这样的任务。最近举行的战略经济对话结束时,一份报纸刊登的大标题说,这次对话未 " 解决大问题 " 。依我之见,这种说法没有抓住要点。战略经济对话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为了取得成果,我们必须发展各种关系,小步前进,稳扎稳打,共同为开创更大的变革局面做好准备。通过开诚布公的讨论,我们可以缓和而不是加剧紧张关系,同时也可达成解决方案和付诸行动。

第二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产生了实质性成果,为今后取得更大进展奠定了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民用航空、能源和环境及金融服务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我们宣布了一项新的航空服务协议,使美中两国间的客运飞行和载货运输更方便、更低廉、更便捷。我们估计,这项协议将促进两国间今后多年的运输量不断增长,两国航空公司新增的业务可达约 50 亿美元。今后 5 年,除了航班次数将增加一倍外,到 2011 年我们还将提供全货物航空运输服务。我们未来的目标是签署一个完全开放的协议,与美国最近与欧洲联盟达成的协议一样。

我们也为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取得了进展。金融市场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关键领域。今年,中国将撤销对外国证券公司进入中国市场障碍,恢复审批证券公司的经营许可。他们还将允许外国证券公司扩大经营,可从事经纪、自营交易和基金管理。中国将提高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QFII's) 的投资额度,从 100 亿美元增至 300 亿美元,同时取消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QDII's) 在中国境外投资类型的限制。总体而言,这些协议将增加美国金融服务公司的机会,同时通过扩大资金流动规模,为加速实现由市场决定汇率的制度打下基础。

中国还将允许美国银行等外资银行提供本身发行的人民币信用卡和记帐卡,并在 8 月 1 日前对悬而未决的美国非人寿保险公司转制为子公司的申请做出最后决定。

我们还重点讨论了提高政府透明度和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我们已签署协议,要求加强实施知识产权法,保持两国海关人员的相互联系,交流查缉假冒商品的经验。

我们还通过战略经济对话,为促进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进行合作。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我们两国,还将影响到全世界各国。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达成了一些有助于为迅速开发和应用洁净和有效能源的技术创造需求和提供激励的协议。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一部分,我们还同意共同探讨如何降低或取消关税,增加人们获得重要环保技术的机会。

我再次敦促中国在短期内提高汇率的灵活性,在中期内向由市场决定汇率的制度过渡。中方已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还可以做得更多。虽然货币改革不可能消除我国的贸易逆差,但由市场决定汇率,反映了中国经济基本状况,是解决不平衡问题需要采取的行动之一。

重新调整中国的增长模式,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是降低中国贸易顺差的关键手段,可确保中国今后在不造成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继续增长。加速推行竞争和市场原则也有助于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实惠扩大到所有的中国人民。解决导致中国家庭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性问题也同样重要。若有一个更稳固的社会安全网,预防性储蓄率便有可能下降,消费则有可能上升。零售金融服务的竞争将使中国人民能够投保防险,为教育等大笔开支贷款,并获得更高的储蓄回报。投资不再听命于行政统筹,而受市场信号和预期利润驱动,再加上预防性储蓄减少,将使经济重心发生转移,不再依靠基础建设和出口生产,同时进一步普及繁荣。这只会带来益处,中国的消费和进口能力只会增强。

当然,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将在 12 月举行第 3 次战略经济对话。从现在开始到下一次对话,我们将继续努力推动贸易议程,要求开放市场,提高透明度和鼓励创新,重新调整经济增长并促进节能和能源安全,同时采取环保措施。我们将继续以金融服务业为重点,要求加速向由市场决定货币汇率的制度过渡,并扩大美国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我们仍有余地进一步创新并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在最近的战略经济对话开幕时曾表示,美国迫切看到实际的变革。中国从行政统筹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今天已行至中途。我认为,中国的步伐宁快勿慢,因为后者面临更大的风险。我已经利用一切机会向中方强调这一点。我认为我的工作是与副总理吴仪共同努力,继续发展建设性关系,加速实现我们的长期战略目标,同时增强互信,鼓励双方克服种种困难,以取得成果为要务。

再次感谢诸位今天给我这次机会与大家见面。我期待着回答诸位的问题。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不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发表机构立场。此处所阐述的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并不一定反映卡内基及其工作人员和理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