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挽救世界经济才能遏制贸易保护主义

3月18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今年第二次例会召开后发布政策声明，宣布“为改善私人借贷市场的条件”，将在未来六个月内买入总额为3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看来美联储终于仿效英国央行，开始扩大其定量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了。

这场严重的危机还在持续之中，各国虽然竭尽全力，却仍然发现永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下个月，世界经济中20个权重最大的国家将齐聚伦敦商讨如何度过危机。人们对此寄予了希望，但也不敢抱有太高的期望。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我们对目前的危机仍然知之甚少，不清楚其内在的机理和未来的演变。因此，各国的政策也显得有些盲目和短视。为此，本报最近专访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国际经济项目主任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请他来谈谈自己对这场危机的判断。

“目前的措施不足以对抗危机”

《21世纪》：去年9月份至今，虽然各国采取了许多措施救援金融机构和刺激经济，但是危机仍在恶化，您对今后走势有何预期？

尤里•达杜什：的确，目前为止全球形势并没有好转的迹象，对此我非常担心，未来的形势很有可能继续恶化而不是好转。我个人认为，目前全球经济仍在剧烈收缩，其程度堪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去年第四季度，全球GDP总量可能下滑了1.25%，按年率计算大概是4%-5%，这是非常大幅的衰退。现在形势非常困难，我觉得目前的经济衰退正在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趋势。一旦经济衰退开始进入自我强化的衰退过程，你是很难在短期内逆转这种趋势的。随着失业人口增加，消费会下降，生产将进一步缩减，失业还会带来个人贷款违约增多，银行的资本金继续被吞噬，反过来这又会增加失业的人口。另外，在全球经济中还存在其他恶性循坏，例如西方国家的银行受到东欧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等等。所以我认为，这次危机将继续恶化，持续时间将超过大部分人的预测。

《21世纪》：大部分人都将这次危机和1929年的大萧条相提并论，您认为这次危机会比大萧条持续更长时间吗？

尤里•达杜什：人们总以为对1929年的大萧条已经比较了解了。有些人预测美国经济会在今年三季度或者四季度开始复苏，我觉得这并不现实。在上述各种恶性循环的影响下，经济下滑很有可能会持续到今年底或者明年，目前我们并未看到有任何方法可以有效阻止这些恶性循环的发展。

我承认目前采取的财政刺激手段很重要，但这还不足以对抗这次危机，所以我的判断是这场危机远未走到尽头。很不幸，我们尚处于这场危机的初级阶段。

根据哈佛大学的肯尼斯•罗高夫(Kenneth Rogoff)和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茵哈特(Carmen M. Reinhart)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我们发现经济衰退一般要持续3-4年。参照这样一个平均值，我们现在离危机结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经济步入衰退的时间较早，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则是在去年底才开始经济下滑。

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GDP的下降幅度。在过去发生的中等程度金融危机中，美国GDP在峰值后的12个月中一般会下降5%，而目前为止，美国GDP仅降低了2.5%，有人会因此觉得这场危机是一场普通的小危机，但我觉得恰恰相反，很多特征都说明这场危机的规模和程度是不同寻常的。

例如自危机爆发以来股市下跌了超过60%，针对金融机构的救援资金数额之大史无前例，美国公布的数字大概为2.5万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5%-18%，这一规模和以往的经济危机相比十分庞大，这说明这次危机绝不是普通的小规模危机。基于经济活动中的暂时无法中止的那些恶性循环以及相关的历史经验，我无法相信这次危机将在今年三四季度终结。

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渐陷入这场危机之中，这些国家在近几年取得了经济腾飞，积累了一些外汇储备，国内经济形势较好，但它们大量依赖海外资金流入和出口，目前它们已经受到了危机的波及。如果按照我的判断——发达国家的经济下滑还将持续一年，那么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无法继续承受外资流入减少的困难，就像东欧国家所经历的一样。金融危机如果持续恶化一年到一年半，拉美、非洲和亚洲等地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有可能爆发国内经济危机。

就我的亲身经历而言，目前是最困难的时刻，我的预测是世界经济将呈现30年来的最低增速。不仅如此，更让我担忧的是我并不知道对抗或者终结这场危机的方法，我们该如何中止经济活动中的恶性循环？

已采取的财政刺激手段并没有见效，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政策制定者都没能准确估计到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即使到了今天，恐怕仍然有很多人对这场危机有错误的认识。所以，我认为应对危机的政策还不充分不全面，政策制定者自以为做得足够了，已出台的各种政策足以对抗危机，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他们对这场危机缺乏全方位的了解。

具体而言，在财政方面，欧洲做得不够，而且各国之间缺乏沟通和协作。在货币政策上，欧洲的反应太慢，他们在较晚的时候才开始降息，他们还可以做得更多。

救援银行系统做得最糟糕，美国在处理银行坏账和资产负债表的问题上动作太慢，最早提出救援方案是在去年10月初，现在看来那一方案的资金是远远不够的，而且那一方案对于如何帮助银行走出困境缺少细节，这就是市场恐慌持续的原因，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清晰的框架，人们想要知道银行如何可以摆脱坏账，银行信用如何可以得到保证。

欧洲在救援银行系统方面较为积极，与美国相比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特别是英国大手笔的救助银行系统，虽然还不知道未来效果如何，但欧洲在这方面确实比美国早走一步。美国救助银行的动作过晚，导致其他干预危机的措施无法发挥作用，人们对银行丧失信心，财政刺激也就难以奏效。

第四个方面的政策失误是IMF等组织干预危机太慢，显然IMF现在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帮助那么多的发展中国家。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第五个政策方面的问题，G20没能充分发挥作用，它们应该和WTO合作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例如可以明确授权WTO监督各国的自由贸易，还可以公开给予本国企业支持的全部信息，而不是互相猜疑。

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系统救援、IMF资金来源以及贸易自由化五个方面，我们做得都不到位，因此危机变得如此严重一定程度上是各国政策制定者的失误。更糟糕的是政策制定者都认为他们已经竭尽所能，事实上这些措施并不足以对抗危机。

“目前的重中之重应该是尽快遏制危机的蔓延”

《21世纪》：即将召开的G20会议，你有何预期？有些人认为这次会议可能将是一次纸上谈兵，没有实际结果。

尤里•达杜什：这次会议很重要，毕竟与会国代表了世界85%的GDP总量，各国在会议上将交流和探讨经济形势以及对抗危机的措施。

不过我对这次会议的期望值并不高，我希望会议能重点讨论下一步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救助银行系统、IMF资金问题以及确保贸易自由化五个方面的问题。目前重中之重应该是尽快遏制危机的蔓延和恶化，也就是要在上述五个方面取得进展。至于改善金融监管，这很重要但却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加强金融监管是为了预防下一次危机，因此可以留到这次危机结束之后再来研究解决。

《21世纪》：您认为美国救援银行系统的动作太慢，但也有人认为美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规模太大，已经超出了政府可以负担的范围。您可以看到，今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达到12%，因此并不是步伐太慢，而是能力不足，您对此怎么看？

尤里•达杜什：美国财政赤字激增的问题的确让人不安，而且长期来看美国财政状况将较为困难。但是美国别无选择，无论如何美国都要向金融系统伸出援手，晚行动不如现在早行动，否则危机将越来越严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金融危机拖得时间越长，后果就越严重，所以数月之后救援金融系统的代价将增加2-3倍。

目前美国的信贷流动还未恢复正常，金融系统中存在很多问题。同样在债券市场、商业票据市场等方面都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光靠财政刺激和降低利率是不能完全解决的。要让信贷流动恢复正常、市场恢复信心，关键是帮助银行系统剥离不良资产，另外还要对有问题的资产和市场进行政府担保和干预。只有这样，美国才可能走向经济复苏。

如果按照政府负债对GDP占比来看，美国这一数值大概在40%-60%之间，二战后美国的这一占比曾超过120%，当时英国更是高达400%，现在日本政府的这一占比仍达170%，我们不希望演变成如此困难的局面，不过救援金融系统的代价是不可回避的，对美国而言其最终要迈出这一步。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花旗集团和AIG已经耗费了美国政府多少钱，根本问题就是美国别无选择，这就是解决危机的代价，只能接受，并尽快解决问题。

《21世纪》：近来对于救援金融系统的方式有很多争论，尤其是关于国有化的问题，您怎么看？

尤里•达杜什：在我看来，应该尽量避免将银行国有化。首先，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管理和经营银行。现在的银行规模巨大、业务复杂，而且美国有8000家以上的银行，其中需要政府救助的大概有上百家，因此政府无法负担这么沉重的管理包袱。另外，如果只是将银行系统部分国有化，就潜伏着不公平竞争的因素，尤其在目前市场缺少信心的情况下，被国有化的银行将在同业竞争中处于优势。不管怎样，国有化银行都是一项成本高昂的计划，所以这当然不是救援金融系统的最佳选择。

不过，美国现在的问题是尚未找到其他能恢复银行信用的可靠方案。需要什么样的可靠方案呢？也许就是国家给银行作担保，就像英国的做法，政府给所有银行作担保。美国财长盖特纳提出的方案是由公共与私人部门协作成立合资机构，通过竞价来购买银行不良资产，也许该方案能奏效，但操作起来似乎很复杂。即使有效，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对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假如美国尝试了各种方案还无法解决银行系统的问题，那么最终只能重回国有化银行的道路。在国有化银行的框架下，剥离不良资产十分简单，仅仅是会计计量上的变动，政府承担不良资产并将它独立于银行之外。当年中国、瑞典都是类似的做法，其好处是简单易行。国有化银行也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而且在美国这还存在观念上的障碍,有一些美国政治家十分反对。

这场危机可能比大萧条更严重

《21世纪》：您说政策执行者在这次危机中做得并不到位，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是以研究1929年大萧条而著名的经济学家，假如他这样的人都做得不行，那谁还行？

尤里•达杜什：我认为伯南克作为美联储主席已经尽职尽责的完成了应对危机的工作。我前面说美国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动作太慢，尤其是在救助银行的方面，但这主要不属于美联储主席的职责范围，应该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工作。伯南克在危机中采取了降息和向银行注入大量流动性的措施，这两项政策都是为了阻止危机的蔓延和恶化。然而美国的关键问题在于银行系统没有得到及时的支持和帮助，这并非伯南克的错。

不久前我在华盛顿听了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关于目前经济危机的讲话。她认为，我们通过学习1929年大萧条的经验，以为自己知道了如何解决这场危机。但大萧条发生在70多年以前，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我们总是将这场危机和大萧条作比较。我想提醒大家——这场危机有其特殊之处，并有可能比大萧条更为严重。

为什么？首先，现在银行的负债水平比大萧条时高很多；其次，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复杂得多，我们甚至搞不清楚每一项产品最终对应的持有人是谁，很多资产的价格我们也难以衡量；另外，和大萧条时期相比，当前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很高，我们面对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但我们却还没有全球化的监管和协作，这一点尤为重要，经济全球化可能使目前的危机有不同于1929年大萧条的结局。而且，考虑到银行系统的复杂性，我们更应该谨慎应对。

另外一方面，我们假设通过研究得出了应对1929年大萧条的方法，可是我们无法证明我们的答案是可行的、正确的，历史无法重演，我们只是以为找到了正确答案。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研究现在的危机，以谦虚的姿态去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一味的回想1929年的大萧条。

截至目前，各项经济指标都表明经济形势在继续恶化，尽管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经济持续下滑，包括刚刚出炉的许多经济数据都令人悲观，例如亚洲国家的出口、日本的产值等都降幅惊人。所以我要指出的是，目前我们以为自己找到了1929年大萧条的解决方法，但这并未经过验证。

《21世纪》：你认为这场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有观点认为它源于全球失衡。自2007年危机爆发至今，其名称也一变再变，由次贷危机、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您觉得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危机？

尤里•达杜什：这场危机当然不仅仅是次贷的问题，其根源绝不是次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于泰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后来危机波及了整个东亚，但是没有人会将泰国的房地产市场视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当然，就这场危机而言，次贷问题不容忽视，的确是一个导火索，但危机的根源更深。我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全球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不可持续的需求膨胀。我们都知道需求膨胀会引发通胀，在2007年7月之前，美国的核心问题还是如何遏制通胀，由此可见这次需求膨胀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资产价格急剧上涨是其中的一个反映，同时也反映出了不可持续性，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房价飙升的现象，我将这解释为典型的泡沫生成。如果我们继续追问泡沫背后的原因，我觉得格林斯潘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原因之一。

第二，泡沫很大程度还归因于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例如中国、印度、东欧等国家的经济发展较快，一方面这证明了世界经济秩序很有效，另一方面却继续放大了人们的乐观预期，我不否认这些新兴经济体终将实现最终的经济目标，但是短期内人们过于乐观，泡沫由此滋生。

我们看到新兴经济体一片繁荣，货币政策长期宽松，金融创新制造出一堆复杂的产品，缺乏透明的市场，还有很多重要市场的监管缺失，这些因素都构成了危机的原因，而不仅仅是次贷问题。我相信即使不是美国次贷触发了危机，也会有其他的导火线，例如新兴经济体的优质房贷，所以说次贷只是发挥了放大问题的作用，而非危机的核心。

对危机原因的解释进一步证明了我之前的观点——这次危机影响深远、时间长久且更难应对，其原因的程度和复杂性都表明危机的结局难以预测。

维护自由贸易符合中国利益

《21世纪》：你前面提到全球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不可持续的需求膨胀，有观点认为中国大量的过剩储蓄输入发达国家，催生了一场信贷泡沫，您对此怎么看？

尤里•达杜什：我不赞同这种观点。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剧烈的膨胀只是过去几年的现象而已，西方国家基于自己的利益希望中国做出调整，即经济需求更多的依靠国内消费而非出口。坦白的说，我认为这对全球经济意义不大，即使中国其消减3000亿-4000亿美元的经常账户盈余，其规模也仅相当于现在全球经济总量(约50万亿美元)的1%，我并不是指中国的调整微不足道，而是说人们高估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当然，中国更多的依靠内需是更健康的经济模式。

有一点我想强调，中国在过去3-4年为世界提供了高额的流动性，而世界经济正处在泡沫成长期。如果中国过去以经常账户赤字取代盈余，那么过去世界经济的通胀压力会更高，并将使得危机更早的爆发。

今天我们需要中国刺激其经济发展，因为世界经济明显存在需求短缺，我也一再提醒美国，今天暂时不需要考虑经常账户赤字的问题。对各国而言，现在这个紧急时刻，首要问题是如何继续维持世界经济的运转，而不是赤字问题。对此，萨默斯和我的观点一致。

另外，中国拥有足够多的外汇储备，而IMF目前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源去帮助贫困或者经济遇到困难的国家，我很希望中国能考虑向IMF提供进一步的资金支持。当然，这包含复杂的政治问题，向IMF注资的同时需要与发达国家就扩大投票权进行谈判，我对此表示理解。但我想再次指出，向IMF提供资金是借钱，钱在一段时期之后是肯定能收回的，这对世界以及中国本身都有好处。

在危机之外，我还要补充一些和中国有关的话题。过去我说过很多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之一，中国比世界其他国家更需要开放的自由贸易，维护自由贸易与中国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而且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在未来10-15年内将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国。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还需要在自由贸易的全球框架下获得海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支持。因此，中国有充分的理由去维护自由贸易以及推动WTO的壮大，我期待中国在今后积极促进WTO的改革，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参与自由贸易的监督等等，这些不仅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还有利于世界经济。

过去，美国作为独一无二的强大经济体，在贸易领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但是现在，美国在推动WTO方面不如原来积极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多哈回合谈判长时间没有取得进展，这一任务需要新的领导者来完成，我认为新的领导者中不能缺少中国。

《21世纪》：您提到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升温，去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了G20会议，会上似乎达成了一些共识。但几个月来，很多国家并没有恪守承诺。现在又要召开G20会议了，你对未来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有信心吗？

尤里•达杜什：如果危机继续恶化，我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必将愈演愈烈，对此我很担忧。要想阻止贸易保护主义，在我看来要首先要做到上述的四项工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救助银行系统和IMF资金问题等，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世界经济继续下滑，而当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才能真正被遏制。

另外，G20应该将共识或承诺报告给WTO，授权WTO监督各国是否履行了承诺。同时我们应该坚定的推进多哈回合谈判。在各组织的协作上我们还应该促进世界银行、IMF和WTO之间的合作，提高谈判的效率。这些举措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我们需要努力不断取得进步。

《21世纪》：1929年的大萧条曾深刻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您认为这场危机结束后世界将怎样改变？

尤里•达杜什：1929年的大萧条发生之后，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崛起，人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都是一些巨大的灾难。如果这场危机最终演变成为一场经济大萧条，我不知道届时世界将变成怎样。

即使我们不会遇上大萧条，世界经济在2010年复苏，我预计危机也将给世界留下一系列的重大变化，例如政府负债对GDP的占比将显著增加，很多国家的银行系统会被政府主导，自由贸易将遭遇巨大障碍等。

也许有人认为现在大家对自由贸易有共识，不会出现那种状况的。但我不这么看，人们对同一现象的解读可能完全不同，这导致大家可能因此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都开始积累外汇储备，我觉得这次危机可能会刺激更多国家去积蓄外汇储备。很多经济学家都说这不合理，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应该平衡。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可能会觉得，幸亏我有外汇储备，所以我才能度过这次危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