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中美贸易与人民币汇率

编者按：

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就最近颇引起激烈争议的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问题，采访了美国在中美贸易领域的四位权威人士。这四位人士分别是前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黃育川(Yukon Huang)、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驻北京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列斯多维兹(Clyde Prestowitz)，和美国商业和工业委员会研究员阿兰•托尼尔森(Alan Tonelson)。四位专家的看法颇有不同，各成体系。无论是多么不同的观点，编者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此文开阔眼界，并探究不同立场背后的根源。

以下汇整了他们在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问题上的立场与观点。以下观点不一定代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或《卡内基中国透视》的立场与观点。

访世界银行前中国局局长黃育川(Yukon Huang)

黃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及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和多个政府和私人企业的高级顾问。他是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及前苏联国家）金融与发展问题方面的知名专家。黄育川曾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与世界银行俄罗斯与中亚地区主任。在加入世界银行以前，他曾就职美国财政部并在亚洲、非洲和美国多所大学担任过教职。

《卡内基中国透视》（以下简称《卡》）：人民币币值有没有被低估？

黃育川：简单的说，就是“币值”这个概念非常复杂，两面的论点其实都可以说通。

 复杂的说， “低估”或“高估”这个概念取决于是以市场价格为依据还是以“长期的结构上的竞争力”为依据。以市场为依据存在大前提上的缺陷，即人民币币值受政府调控，因此不存在“自由的市场”。以“长期的结构上的竞争力”为判断依据，我们看到中国商品或服务总体上较之美国都更便宜，所以许多经济学家以此为依据判定人民币被低估了。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创造“自由市场”的大前提，即中国执行金融资本的自由流通，我预测，各种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很可能将是出大于进，即流出中国的资本很可能大于流入中国的资本，这又会造成人民币的贬值。不同市场力量的作用让我们无法判定人民币是否被低估。

中国最佳的做法应是如同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保持人民币汇率不变。这也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时各国应遵循的黄金准则。中国应在世界金融市场回归稳定以前，尽量保持币值不变。

《卡》：人民币升值能否改善世界贸易不平衡问题？

黄育川：不能。在贸易与货币汇率问题上，二三十年前的日本类似于今日的中国。那时候日本对美国同样存在巨额贸易顺差。日元汇率从二三十年前的260日元兑1美元升到今天的95日元兑1美元，大约升值了400％，但到今天日本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依然存在。

如果一国不能改变自己的消费或存储模式，汇率几乎不能改变现有的贸易不平衡状态。只有美国增加储蓄，中国增加消费，两国贸易才可以逐渐从根本上回复平衡。现在虽然美国家庭的储蓄率较之以前有所增加，美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却增加了美国的债务，因此无论人民币汇率如何，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仍将是负。中国倒是在刺激国内消费上卓有成效，但总体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因此无论人民币汇率如何，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仍然还会是正。

当然汇率的改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消费或存储，但是汇率的高低对贸易平衡的影响要经过许多年才能显现效果。因此，一些想要以人民币升值来在一两年内就使中美贸易不平衡得以所谓“纠正”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人民币的币值问题是全球经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中的一部分，所以，着眼于解决眼前问题对人民币币值予以“纠正”是不合宜的。从长远来看，人民币的影响机制需要引入更多灵活性，但现在并不是时候。在危机之中调整人民币汇率，一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二风险也太大。

《卡》：谁应该更关心人民币问题？

黄育川：人民币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中美贸易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亚洲国家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问题。

许多人常看到中国向美国出口，并没有看到中国从亚洲其他国家（如越南、泰国等国）进口。实际上，大部分贸易线是中国从这些国家进口原材料，在中国进行组装，再出口到欧美市场。中国是一个组装集散地。亚洲国家的货币多与人民币挂钩。因此，亚洲国家的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与人民币同进退。

人民币的升值，很可能即意味着亚洲货币的总体升值；亚洲货币的升值，将增加拉美国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而对欧美国家而言，只是进口的来源地变了。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对拉美国家出口竞争力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对美国贸易收支情况的影响。

《卡》：如果美国单方面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这将给两国和世界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黄育川：由于中国进口商品的大部分零件来自于其他亚洲国家，中国主要是组装地，因此如果只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很可能迫使商家把商品的组装转移到其他亚洲国家，如泰国；如果对所有亚洲国家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很可能迫使商家把商品的组装转移到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但不太可能转移到美国，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尚低于美国。

由于商品组装不再发生在劳动力价格最低廉的中国，商品价格可能会上涨。如果上涨的商品价格对美国消费方式的改变小于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那么很可能美国的进口额度会增大，美国的贸易赤字反而会被恶化。

一般来说，对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对美国贸易平衡的影响取决于商品的构成与替代产地，以及美国消费者对商品价格上涨的敏感度。

对于中国，美国所征收的惩罚性关税将主要对中国出口加工制造业中的工人造成打击。中国的出口加工制造业雇佣了大量农村人口，他们的工资本来就低，失业将威胁社会稳定。但对企业（这其中以美国的跨国企业居多）而言，这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廉价劳动力在商品总成本中所占比例本来就不高。取决于关税调整的幅度，企业将可能面临把工厂转移到其他地区。

总体而言，征收惩罚性关税只会造成一个“共输”的局面。

《卡》：您对美国国会动向是否担忧？对中国方面有什么建议？

黄育川：对于美国国会正在酝酿的针对人民币汇率的舒默法案，或者130位国会议员联名上书美国财政部与商务部要求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反补贴税，我是很担忧。与中国的贸易问题在美国国内常与就业问题挂钩。在美国高失业率的今天，政治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中美双方看待这个问题的立场完全不同。双方两极的立场无助于产生一个双方都有所妥协的合理的解决方案，而很可能引发对抗局面。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应该包括双方都认识到，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不利于正确的决策。在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长期性的基础上，双方都需要拿出高度的灵活性，并同意在接下来的一年之内在利益相关的各方之间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进行磋商。

美国方面指出亚洲汇率过于僵硬、未能反映亚洲增强了的整体实力，确实有其道理。中国方面也认同这一点，并愿意在长远上逐渐提高其货币的灵活度。中国方面还坚持，在经济动荡时期调整汇率不仅有可能不起效果，而且还可能适得其反。在许多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动荡时期，也不可能很好地对效果进行评估。这也是正确的。

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即亚洲国家间的贸易占亚洲总贸易额的比重很大。这在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是不常见的。这一特征的直接影响就是亚洲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更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试想，如果亚洲国家间的汇率在每时每刻间都存在巨大的浮动，一个不同部件来自7个亚洲国家的电脑的生产结算便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与复杂性。

过于指责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把美国自己的问题无辜归咎中国，反而会引起美国防御性的辩解心理。中国政府不如高风亮节，向美国政府表明，这是一个问题，中国愿意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要以一种不掺杂感情成份地态度来解决，而且要在世界经济基本回复稳定以后来解决。此外，调整汇率的谈判不应在公共领域尤其是媒体关注面前进行，因为这将向市场传递信号而削减政策的有效性。

访卡内基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

迈克尔 •佩蒂斯(Michael Pettis)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常驻北京。佩蒂斯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市场。他还曾于2002年至2004年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并于1992年至2001年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卡》：人民币币值有没有被低估？

迈克尔•佩蒂斯 (Michael Pettis)（以下称佩蒂斯）：中国生产力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即便你认为在过去十年中某段时间人民币没有被低估——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但到增长到今天，人民币显然已经被低估。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到底低估了多少，但人民币被低估这一事实是明显的。

《卡》：中国政府有没有在操纵人民币汇率？

佩蒂斯：你只需看看外汇储备的增长就知道，中国政府明显大量介入市场来保持人民币的低价值。这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增长策略。如果中国的经济规模还很小，它的贸易盈余相对世界其他地区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它可以继续这么做，而不会对其他地区造成严重扭曲。但是中国现在已经太大了，不能再继续推行这样的策略。

《卡》：人民币升值能否改善世界贸易不平衡问题？

佩蒂斯：我们不应高估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人民币升值是减少全球不平衡进程的一部分，但人民币升值这个行为本身只能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

我想补充一点，对中国来说，时机很重要。升值人民币，同时采取包括放宽利率、增加工人工资等其他措施来帮助重新平衡中国扭曲的国内经济都是推动中国经济朝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的一部分，但这些进程不会一夜之间发生。

中国的制造商和国内银行都高度依赖于隐性补贴，如果很快去除这些补贴，难保不会导致银行危机，以及失业激增。中国需要逐步来推行这些工作。我相信，美国推动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对于解决其国内不平衡采取的行动很少，甚至有可能在过去两年加剧了不平衡因素。这让美国感到无奈。在全球收支平衡的体系中，一个经济体的扭曲也会迫使其他经济体相对应的扭曲。

《卡》：人民币币值问题上是否存在许多政治烟雾？它是否符合美国某些特殊利益团体的利益？

佩蒂斯：是的，的确有。两年来，我一直都认为历史先例很明白无疑地摆在那儿。几乎每一个国家，当失业率上升到不可接受的水平时，贸易赤字在政治上就站不住脚了。全球贸易争端兴起是因为美国、欧洲和部分亚洲国家的失业率正在上升。

《卡》：政治上的换届选举对贸易问题有没有影响？

佩蒂斯：中国和美国都有这个情况，决策者需要在政府换届等重要变化前给自己很好的政治定位，这便增加了将国内问题归咎于外国人的自然倾向。这是一个由来已久又普遍使用的政治策略。

《卡》：如果美国单方面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这将给两国和世界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佩蒂斯：这将取决于法案的性质，但一场丑陋的贸易争端里，可能中美两国都不会是赢家。显然，在经济利益方面，中国可能输得更多。历史上有先例可循——贸易崩溃总是给巨额贸易顺差国造成严重破坏，而对本身已是赤字的国家伤害相对小一些。但是，美国也赢不了。一旦贸易战爆发，中国将对美国充满敌意和不信任，华盛顿在未来几十年一些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上都会更难赢得中国的支持和配合。中国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未来世界许多重要议题上最重要的主导成员之一。

《卡》：全球贸易大战是否可能？如何避免？

佩蒂斯：全球贸易大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现在看来越来越有可能。华盛顿必须认识到，人民币问题只是造成美国国内经济不平衡的一小部分原因。美国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一些困难的经济选择，迫使美国人减少消费，增加投资。美国政府还必须明白，对中国来说，只有逐步的调整才是可以接受的。中国则必须认识到其国内工业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失业有严重的不利影响，它的贸易伙伴们对其可以有理论充分的投诉，并且它们对中国的反应愈加失望。当中国还是个很小的经济体时，它可以这样行事，但是作为如此庞大的经济体，并有着史无先例的巨大贸易盈余，却还要求一个小国那样的行事特权，就未免有些不负责任了。

访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列斯多维兹(Clyde Prestowitz)

克莱德 •普列斯多维兹(Clyde Prestowitz)是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的创始人，并担任所长。经济战略研究所在国际贸易政策上是对美国政府具有影响力的智囊团，擅长研究美国重要行业和世界经济如何适应出现的变化，特别是因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普列斯多维兹曾供职于里根政府，出任商务部顾问。他还曾出任美国总统的太平洋地区贸易投资委员会副主席、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会董事及英特尔公司顾问委员会委员。

《卡》：人民币币值有没有被低估？

克莱德•普列斯多维兹(Clyde Prestowitz)（以下称普列斯多维兹）：我所知道的大部分经济学家，包括一些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许多。我认同他们的观点。一个象中国这样具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对货币市场进行干涉的国家，我很难相信它的货币没有被低估。

《卡》：中国政府有没有在操纵人民币汇率？

普列斯多维兹：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操纵”为，以促进出口为目的系统地干涉货币市场。我所知道的大部分经济学家也都认为中国有在操纵人民币汇率。

《卡》：人民币升值能否改善世界贸易不平衡问题？

普列斯多维兹：世界贸易平衡涉及许多因素，货币币值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是重要的一个。要改善世界贸易不平衡问题，调整币值是必要的。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必要的步骤，但却是重要的一步。

《卡》：人民币币值问题上是否存在许多政治烟雾？政治上的换届选举对贸易问题有没有影响？

普列斯多维兹：我不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政治烟雾。美国的政治家们目前很关注医疗体制改革、经济刺激计划及银行救援等议题。

这个问题似乎暗示人民币问题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不认同这样的看法。人民币币值问题在此时此刻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财政部须在4月15日前决定其在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是否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许多人对此进行猜测，并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

《卡》：全球贸易大战是否可能？如何避免？

普列斯多维兹：有这种可能，但可能性不大。我认为这些只是大国间正常的贸易关系中的一些起伏，不太可能引发任何严重的贸易冲突。

中美两国更紧密的合作需要两国重新审度各自对国际经济体系的理解。我把世界贸易国家分成两种，一种以出口导向经济为主要经济发展策略，通常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巨额的贸易顺差，这类国家以中国为代表。另外一种以消费导向经济发展，通常巨额的贸易逆差，这类国家以美国为代表。这两类国家需要首先明确认识到各自发展策略的不同，并制定出一些能够使两类国家的共同发展更“兼容”的国际标准或规则。

访美国商业和工业委员会研究员阿兰•托尼尔森(Alan Tonelson)

阿兰· 托尼尔森(Alan Tonelson)是美国商业和工业委员会(U.S. Business and Industry council) 的研究员。在此之前，他曾在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任研究员，也曾在《外交政策》杂志任副编辑。

美国商业和工业委员会代表近2000家美国本土的加工制造企业。相对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制衣、制鞋业，美国商业和工业委员会所代表的制造企业大部分属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制造如飞机、大型工业设备、电子仪器、雷达设备等。

《卡》：美国商业和工业委员会所代表的美国制造企业对中美贸易持何种立场？

阿兰•托尼尔森 (Alan Tonelson)（以下称托尼尔森）：这些企业基本上认为，美国现行的对华贸易政策不仅威胁到这些企业的根本生存，而且将大大缩小美国整个的制造行业。

虽然中国目前还存在着大量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产业，但中国已经以极快地速度在进行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制造业的转变。渐渐地，中美制造业之间的竞争将是头顶头地较量。

《卡》：人民币币值有没有被低估？中国政府有没有在操纵人民币汇率？

托尼尔森：中国出口制造业与美国本土制造业竞争的优势在于中国政府一系列的补贴政策及环境保护与职业安全方面的规章制度的欠缺。在这些补贴政策中，被低估的人民币是一个重要的补贴措施。

我们估计由于人民币币值的被低估，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直接享有比美国商品低50％的价格优势。这一价格优势与市场作用无关，完全是中国政府行政手段的结果。

象许多人预测的一样，中国政府很可能在压力的迫使下象2005年7月那样小规模上调人民币价格，但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把人民币币值调整到足够让中美贸易回复平衡的程度。因此，我们建议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商品施行50％的关税，并依人民币调整的幅度对这一关税的具体额度进行调节。

《卡》：人民币升值能否改善世界贸易不平衡问题？

托尼尔森：一系列美国的金融政策与中国的贸易政策（主要是过低的人民币汇率）一直在补贴美国消费者入不敷出的消费方式，这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也是美国陷入 “破产”状态的主要原因。美国的经济政策需要转向为增加就业与收入，鼓励美国人从借贷消费转向以收入为基础的合理消费。这一过程虽然艰难，但是是美国经济走向健康基础的唯一途径。

象前面所说的，被低估的人民币只是许多政府补贴中的一种，虽然是很重要的一种。因此，我认为针对某个单个补贴形式的零敲碎打的方式是注定要失败的。

《卡》：基于这样的立场，美国商业和工业委员会在做些什么工作？

托尼尔森：首先，我们试图使美国大众和决策者看到美国过去长久失败的贸易政策（包括对华贸易政策）给美国所带来的高昂代价。我们出版各种刊物，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出席广播节目。我们还有一个网站专门致力于与贸易、全球化和制造业相关的议题。这个网站的不重复到访人数每月高达三十万到四十万人。

此外，我们还做政治游说。我们游说美国政府，也游说美国国会，但我们对美国政府在短期之内采取任何行动不抱太高的期望。我们正在游说美国国会通过几个相关法案。

一是《为公平贸易改革货币法》(Currency Reform for Fair Trade Act)。这一法案将把任何国家对其货币的操纵视为对美国贸易法的触犯，并将授权美国利益受损的法人在美国贸易法体系内对货币操纵国提起反补贴诉讼。这一方案从2005年就已出现，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任议员时曾支持这一法案。

二是我们参与起草了一份有关增值税的法案。这一法案主要针对外国以增值税作为隐性贸易壁垒的行为，几乎所有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包括中国）都涉及这个问题。

三是我们支持对所有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大于10％的关税。1970年代时尼克松总统曾在美国赤字占美国GDP 0.5％的情况下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我们认为今天的情况更加紧急，因此，除了石油等美国稀缺的资源，美国应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大于10％的关税。

四是我们希望看到美国退出WTO，并单方面对贸易进行规范与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