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美人权对话

今年年初胡锦涛主席在访问美国之时曾坦诚地说：中国“发展人权事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也愿意与各国就人权问题开展交流对话，相互借鉴有益的做法。”胡锦涛访美之后不久，中美人权对话就在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陈旭与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的主持下，于4月27至28日在北京举行。在紧随其后于华盛顿召开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开幕发言中也都分别提到了人权问题。

中美举办人权对话各自有着怎样的目的？这一对话机制能产生怎样的成果？这一对话机制在中美关系与中美总体的对话机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卡内基研究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和卡内基客座高级研究员、克莱蒙麦肯纳学院讲座教授裴敏欣给出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各怀目的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有些人拿人权问题来指责中国，可能并不是因为中国的人权出了什么问题，而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那么，美国参与中美人权对话的目的就仅仅是“政治因素”吗？中国对人权对话又有着怎样的期待呢？

裴敏欣认为，中美双方对中美人权对话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美国希望这一对话能够促进两国在人权问题上更坦诚的交流。举行这一对话还可以向美国的人权活动家们及国会的中国批评者们展示美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努力。对北京来说，对话则提供了一个非对抗性的选择。如果没有这一对话，中美之间就没有一个能够解决两国在人权问题上分歧的外交平台。只要对话继续，双方才至少可以宣称正在进行努力，虽然这一对话至今尚未产生实质性的效果。

包道格认为，对美国而言，这一对话的最大的好处确实是国内政治因素——“它可以使美国政府‘免疫’美国国内对中国人权的批评压力”。此外，它也有可能在推动中国人权进步上取得切实的成果。“让北京知道美国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至少有利无弊。”总之，它对美国外交的功用是“在不放弃美国理想主义者阵营的情况下，为外交官们提供一个诉求尖锐问题的场所”。

可能的成果

包道格指出，中美人权对话在不同时期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在最近三年尤其是最近三个月中国人权状况紧张的背景下，最近一次对话产生成果的可能性也必然是惨淡的。而在其他政治敏感度稍微缓和的时期，这一对话有可能产生些许的进展。美国的想法是在持续这一对话的基础上至少持续两国的友好关系与象征性互访。“但决定权在中国手中。从大的趋势看，中国很可能会抵触美国的建议；但美国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

主持这一对话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曾在去年对话结束之后的记者发布会上讲到：“我可以肯定，在许多方面我们不可能在两天之内产生巨大的政策或立场改变。但我们为继续这些讨论打下了基础。”“这一对话提供了一个机会。虽然它并不是（改善人权）的唯一机会，但我认为把这一讨论更加定期化并将其嵌入中美对话的大格局之内将增加产生成果的可能性。”

裴敏欣认为，“潜在的意义上，这一对话可以达成许多成果。首先它可以帮助双方摸清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概念和实质意义上的关键分歧。友善的对话还可能导致寻求问题解决方案的认真探讨。诚挚的交流也有助于缓解两国关系的紧张。”但同时他也指出，这一对话目前尚未达成这些成果。

笔者认为，人权状况本身不是“谈”就能改善的，但“谈”确实可能加深两国对各自人权状况与人权立场的了解。如果处理得当，对话形式本身有助于疏散两国关系紧张与国内的政治压力（尤其是美国）。

嵌入中美整体对话框架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中美战略互信问题的体现或原因之一。裴敏欣也指出，这一对话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的晴雨表。人权对话的召开历史是一个断断续续的过程。2002年召开过一次以后，2004年北京为抗议美国支持的批评中国的联合国决议而中断了对话。2008年对话被重新启动，2009年又遭取消，尔后2010年和2011年倒是如期举行。

总体而言，裴敏欣认为人权对话还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小的方面。对话是在副部长级的官员之间进行的，并不在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之内。而且更重大的人权问题通常是在更高一层的级别处理的，比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一直是中国人权问题的主要发言人，美国政府也关注过几起人权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