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12年，一些中国占星家预言这个龙年将极不稳定，但即便不迷信中国的生肖属相学，我们都知道东南亚的2012年很可能是动荡的一年。四个潜在的重要趋势和事件给这个次区域蒙上了阴影，其间，或许有一线希望。
2012年经济表现
盘旋在东南亚区域的第一个阴影是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这种不确定来自于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但同样也包括美国和日本）的宏观经济困难，以及中国未来经济放缓的可能性。东南亚经济体不仅在贸易和金融领域是世界最为开放的，同样也紧密融入了中国的生产网络，通过中国联接了美国和欧洲市场。在过去四十年里，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开放给东南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但同样地，也使得这些国家更易由于他国的作为，或者如部分人所言的他国的不作为而受到影响。
东南亚领导人应当忧心。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欧洲，即便一切进展相对较好，也极有可能在2012年陷入衰退，这对贸易所造成的影响虽然众所周知，但仍可能被低估（如果欧洲的衰退扼杀了美国脆弱的复苏，那么此种影响更甚）。另一方面，金融的影响则更难预料。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如此紧密联系，欧洲任何不如意的冲击或意外引发流动性需求的突然增加，将会轻易地转化为世界另一端国家的资本逆转。在过去的两年中，欧洲中央银行和美联储为全球金融系统注入的流动性，很快为了更高的收益聚集到了东南亚。这些资金极易逆转流向，而东南亚国家更是在近几年中，目睹了三次这样的事件——最早是亚洲金融危机前，然后是2008年雷曼破产时，最近一次则发生在去年年底（规模较小）。如果再次上演资金回流，那么这些国家很难应对其对流动性、利率、汇率，最终包括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冲击。在这方面，印尼最为脆弱，因为其非居民持有了大量的短期金融资产，不过这次，泰国和马来西亚同样也曝露出了相关风险。
中国的经济放缓、经济增长之源从出口转向国内的再平衡，为东南亚国家增添了多一层的不确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东南亚国家的2.5倍，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决策者在设计软着陆过程中的失误，或是人民币逐渐升值中未曾意料的后果（通过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相对价格起作用），可很容易波及到东南亚国家。
相较于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现在并未很好地着手准备应对2012年的经济不确定和冲击。诚然，通货膨胀在减弱，外汇储备充足，增长富有活力（尽管日本东北部的大地震和海啸、泰国的毁灭性洪灾，以及发达国家需求疲软带来了冲击效应）。但是，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即将耗尽财政腾挪空间，一旦另一场全球衰退来临，这些国家为刺激国内需求的公共政策选项将受限。更进一步地，尽管中国政府目前仍在清理上次刺激政策遗留的混乱，但外界高度怀疑中国可能再次抛出超大规模的一揽子刺激计划。最后，除了新加坡，东南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商品和自然资源的出口，而预计今年的商品价格将尤为波动。
当然，东南亚每个国家的定位是不同的。其中一个极端是印尼，由于强劲的经济增长（2011年为6.4%）、较低的政府债务和外债负担、较小的财政赤字，印尼政府有着最多的可用政策选项；另一个极端是越南，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周期性发作（通胀率在2011年超过18％），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持续高位运行，大量国有企业亟需改革，而目前越南正遭遇越来越多的非正式罢工。在这两个极端国家间的东南亚各国，有着各自的优势和脆弱性：泰国，在经历了去年毁灭性洪灾之后（淹没了该国77个省中的66个）进行经济重建，经济增速正从2011年的谷底开始上扬；马来西亚，预计政府在今年这个大选之年将实施扩张性预算，经济有望保持接近去年的增速；柬埔寨和老挝，其国内充足的自然资源（包括水电）和邻国快速扩张的市场（尤以中国和越南为甚）将会继续推动经济的发展；最后，作为东南亚富裕的小国的新加坡和文莱，前者的经济由贸易、创新和高端服务业来驱动，而后者则有赖于石油。
马来西亚的政治和即将到来的大选
马来西亚大选预计将在今年举行，大选之前日益紧张的局势同样令人担忧。全国大选本应在2013年3月举行，但总理纳吉布(Najib)本人却表示大选很快就要举行。过去持续进行的对马来西亚反对党领袖安瓦尔•伊布拉辛(Anwar Ibrahim)的鸡奸指控，为整个政治进程蒙上了阴影。2012年1月9日，安瓦尔被判无罪并当庭释放，但仅仅十天以后，总检察署就宣布对该指控提起上诉，使得该案继续为马来西亚的政治进程蒙上阴影，产生持续的紧张，同时也有损总理为树立改革者形象而付出的努力。
通过上诉，总检察署给了人民联盟（马来语Pakatan Rakyat，简称民联）一个新的刺激。民联是由安瓦尔•伊布拉辛领导的、三个党派组成的松散联盟，曾在2008年大选中赢得了全国三分之一的选票，在13个州议会中取得了5个州的控制权，令专家震惊。如果政府没有对安瓦尔的无罪释放提出上诉，那么民联内不同的成员将被要求对马来西亚当下最为忧心的议题表现一致的立场——即经济、不平等、犯罪、通胀、移民工人和腐败议题。现在却相反，民联拥有了打击现任政府的大棒。同样，上诉也将总理纳吉布和他所在的执政党国民阵线（简称：国阵，英语：National Front，马来语言：Barisan Nasional）置于不利地位，因为多数马来西亚人和国际观察家都认为，从对安瓦尔的最初指控到现在的上诉，都是出于政治动机。此外，纳吉布因“无罪释放”这一结果，同样也因为他在去年引进的包括废除内部安全法（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该法允许不经审判就拘留）等的一系列改革而受到的好评，在此次上诉后部分销减。
围绕对安瓦尔的审判、尚未结束的选举改革进程而产生的戏剧性事件，加上言辞日益针锋相对的必然性，只会助长马来西亚在过去几年积累的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国民阵线，包括其前身“联盟”（马来语：Partai Perikatan），在过去50多年中持续掌权，但如果明天就举行选举，那么其在国民议会中领先的得票差将极有可能会减少。然而，如果选举在即，令人忧虑的是选举可能加剧紧张局势——双方任何的失误都将导致暴力。诚然，马来西亚对内乱并不陌生，最近就在2011年7月，要求选举改革的诉求就引发了一场大骚乱；而近年来，周期性的宗教和地区冲突，折射出了马来西亚社会深深的“断层线”(default lines)。在选举过程或是当下风波中，马来西亚社会并未到达该爆发点显得极为关键，否则，无论是对马来西亚还是东南亚其他国家，都将是一场大灾难。
泰国和他信回归的前景
不稳定的，甚至可能引发动荡的泰国是2012年东南亚地区前景不确定性的另外一个潜在的问题。许多因素都表明了这点。首先是王位继承的不确定性。受人尊敬的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Bhumibol Adulyadej)，已经84岁高龄，为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而其健康状况正迅速恶化。而对于哇集拉隆功(Vajiralongkorn)王子继承王位，许多泰国人表示了深深的担忧，这其中包括一些军队高层成员，他们无法对王子表达像对其父亲一样的尊敬，也看到了王子与前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关系密切。此外，枢密院(the Privy Council)的主席、过去几十年国王最为信任的顾问炳•廷素拉暖(Prem Tinsulanonda)将军，在确保王室在泰国社会的中心地位和维系国家稳定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其年纪已长（91岁）。第二，在解散由前总理领导的泰爱泰党（Thai Rak Thai Party，泰党Pheu Thai Party的前身）、执行法院禁令后，2012年5月31日，111名泰党执委将恢复参政资格。泰国政坛的标杆人物他信，自2001年起担任泰国总理，直到2006年被一场军事政变所推翻，2008年为逃避因利益冲突指控、并最终宣判的刑罚，他信目前仍流亡在外（在迪拜）。111名泰爱泰党执委中，被禁止积极从政的数位都是他信领导的旧政党中的高级和权势人物，毫无疑问，如今在他信妹妹英拉(Yingluck Shinawatra)领导的政府中，他们预计将被委任至关键岗位。第三，为了给他信的回归铺平道路，政府可能会努力修正2007年宪法，或者准备相关协调的法律。
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信重返泰国几乎是肯定的。问题是，这种回归发生在今年，或是明年？众所周知，他信虽远在海外，但在国家运行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他和泰党都知道，如果无法在国内合法存在，那么对于承担政党和政府日常的领导责任而言，现在所做的只是一种拙劣的替代。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基础，他信的回归必然将激起一片反对——不局限在军方。因此，他信获得和平归国的资格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协议，通过这个协议，所有的利益攸关方都能通过对过去六年里的政治行为提起法律诉讼而受到保护，但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协议是不太可能被设计完成的。
南中国海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
随着去年奥巴马政府宣布重回亚洲战略，南中国海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是2012年徘徊在东南亚上空的最后一个阴影。美国“重返亚洲”的外交政策可能是出于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就是要保护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的航运自由。1月19日，在巴厘岛举办的东亚峰会上，虽然最后的主席声明对该议题保持缄默，但会议过程中却曾对此进行了讨论。但会后仅数天，菲律宾就向中国提出抗议：三艘中国军舰侵入其在南中国海的萨比纳礁（Sabina Shoal，中国称其为仙宾礁）附近；随后，菲律宾海军派出从美国采购的海岸巡逻舰“德尔毕拉尔号”（Gregorio Del Pilar，其在美国已经服役46年）来捍卫在该地区的利益。2012年初，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il and Natural Gas Corporation)宣布它将在南中国海中越南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水域继续开采油气资源，同时，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也宣布它将向南中国海派出第一艘深海搜寻舰寻找油气资源。
现实情况是，随着中国、日本和韩国对能源需求的急速攀升（更不用说东南亚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南中国海这个在中东能源运输中的枢纽，其全球的战略重要性与日俱增。此外，南中国海本身拥有大约200-2000亿桶油当量的油气储备（相比之下，沙特的储备约为2600亿桶）。但是，南中国海之所以成为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还有另外三大原因。第一是中国与越南、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对南沙群岛200个独立岛屿有领土争议（中国与印尼在纳土纳群岛<Natuna Island>北部也同样存在争议）。对于上述各方，除了通过谈判来解决争议，基本别无他法，但这样的过程却存在障碍——中国只想进行双边谈判，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更希望在东盟框架内进行多边商讨。第二，中国对扩展经济区内的“国际航行权”解释并不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即中国不允许外国军舰通过并进行监测、侦察和搜集情报。第三，作为对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UN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登记领土争议号召的回应，中国、越南和菲律宾对大陆架提出的领土主权存在着重叠部分。
南中国海的争议由来已久，可回溯到1973年或者更早。2002年，由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冻结了各国间大体上所有停滞不前的领土争议。尽管数年后，围绕着上述领土主张，捍卫水权的行为得到了升级。为化解紧张局势，2010年，各方为达成一个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而开始磋商，体现了中国立场的转变——此前，中国反对任何涉及多边谈判途径的进程。
然而，三个事态发展表明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只会上升：（1）中国军队日益提升的技术力量有助于中国对领土的坚定主张；（2）越来越高调的国内媒体表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和自信在日益高涨；（3）美国“重返亚洲”的外交战略，意味着美国第七舰队将在太平洋部署60-70艘军舰、200-300架飞机，确保政治压制或冲突爆发情况下的干预能力。所有迹象都表明，随着中国崛起破坏了东南亚地区的原有力量均衡后，该地区在寻求新的均衡点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变成世界另外一个冲突易发地区。
一线希望——缅甸重回全球大家庭
东南亚2012年的一线希望，在于解除对缅甸的国际制裁，让其重返国际大家庭。迄今，超过600多名的政治犯的释放，以及其他经济和政治改革——包括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重新登记，参加4月1日举行的补选——为缅甸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恢复外交关系铺平了道路。近期，缅甸政府与克伦族(Karen)和掸族(Shan)的武装力量签订了停火协议，而虽然未能与克钦独立军(Kachin Independence Army)达成解决方案，但政府已经不再表现出攻击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联合工作组目前在缅甸日夜赶工，评估缅甸的经济情况，确定缅甸所需的国际金融援助和改革的优先项，包括统一官方和非官方的汇率。如果吴登盛总统(Thein Sein)保持了缅甸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开放趋势（也有理由相信这一点），那么，在适当的时候，缅甸可能经历一个经济繁荣期，劳动生产率和居民生活水平赶上东盟邻国。
尽管缅甸政治开放时机背后的原因将在未来数年内被讨论和研究，但三个因素可能发挥了关键作用。首先是中国在缅甸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经济存在。对于从对抗共产主义中受益、且接触了国内猛烈的独立势头的缅甸将军们而言，这种存在让他们忧心忡忡。早些时候密松大坝(Myitsone Dam)的搁置，主要是基于环保理由（通过昂山素季的支持，反对修建大坝的环保运动得以蓬勃发展），但也被看作是主权独立性的宣示。第二，2008年缅甸遭遇特强台风纳尔吉斯(Cyclone Nargis)后，东盟在疏导国际援助中发挥的领导作用，为缅甸指明了一个建设性的路径，帮助缅甸建立与世界的互动，打开实施初始改革和小规模改革的政策空间。第三是来自美国方面的明确信息，就是人权和民主很重要。
然而，展望未来，很重要的一点是不断调整对未来经济和政治改革速度的预期，并注意政府机构和执行能力的限制。经济改革应当渐进而谨慎，改革顺序也须慎之又慎。一旦捐赠基金开始运作，资金就应当通过预算来管理，受议会监督，按照国家而不是捐赠者和时间先后来来排列管理。在最开始，改革需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支持农业而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搭建对自然资源管理进行监管的框架。试图改革过多、过快都是有害的，有可能引发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阻碍长期经济增长。而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很重要：缅甸丰富的自然资源所要求的发展路径，是须谨慎地利用这种财富，建设可持续且包容性的发展——也就是选择一种战略，其基础建立在制度性变革、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以及被大多数国民所支持的国家发展长期愿景之上。与此同时，在希望缅甸取得更多政治自由时，外界各国要有耐心、也要从现实出发。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恰当的做法是与缅甸进行建设性接触，帮助其形成适合自身历史和文化的政治或制度框架，而不是把国外的强加于此。最后，缅甸的民族问题不应被过分强调，它需要长期的内部谈判，期间不可避免会所有反复。毕竟，少数民族占缅甸总人口的1/3，在半数的州都有分布（14个州中的7个州）。如果没有为少数民族构建起持久的次国家框架，没有赋予其适当的政治代表性，没有令其在国家政策制定中拥有足够的发言权，缅甸内部的政治改革将毫无价值。
